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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始施工，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才终于在1970年完成了这样一个球场。1975年，金色塞拉球场和曼圭朗球场分别在戈亚尼亚和贝伦开幕。曼圭朗球场接近亚马逊的河岸，可以容纳7万人，当初帕拉州政府原本打算修建的容量为12万。为了俱乐部的独立与自主性，在累西腓，巴西最小最穷的圣克鲁斯俱乐部也建造了自己的球场——阿鲁达球场。阿鲁达球场从1958年开始修建，一砖一瓦以及场馆的建设几乎都是来自俱乐部的成员和支持者的捐助和支持，积少成多，阿鲁达最终于1970年建成。
在20世纪60年代，长久以来建立的赌球游戏在巴西的各大城市中开始流行，因为这一游戏的非法性且不用向国家交税，巴西军政府决定接管这样的游戏，从而创建了国家体育彩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游戏彩票，还被他们赋予了不同的足球主题，结合了地理城市知识的彩票需要竞猜即将到来的赛季和比赛的比分。彩票的另一个目的还在于提高巴西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为贫富差距较大的巴西民众普及巴西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地理知识。1970年国家体育彩票推出的时候，瞬间得到了民众的青睐。在埃迪尔维托·库蒂尼奥的短篇小说《开场表演》中，埃迪尔维托描绘了彩票在人民工作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上周已经结束的比赛，人们到了这个礼拜周二、周三还在讨论，周四是人们填写彩票的日子，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时候，办公室里每一根神经都在思考着如何填写足球彩票的竞猜比分。而周五和周六是焦虑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到周日早上一觉睡醒就成了百万富翁。”（6）
国家彩票为民族构建进行了努力，和希望一个赛季能有更多的比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收入，激励着政府向足球当局施压，建立一个全面发展的全国性锦标赛。当时绝大多数的足球比赛还是州级级别。从1950年起豪门俱乐部们就开始参加里约圣保罗锦标赛，从1967年起巴西南部以及西南部的大城市俱乐部——阿雷格里港、贝洛哈里桑塔和库里蒂巴被邀请参加。4年之后，随着国家的空运能力已能满足赛程需求，巴西足球联赛启动，共有20支球队参加，首次包含了来自累西腓和福塔雷萨的俱乐部。这是考验耐力的比赛。联赛之后，排名前八的球队被一分为二参加两个联赛，每个联赛4支队伍，最后，3支队伍将参加最终的决胜比赛。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新联赛的一种尝试。这一趋势在逐渐扩大后脱离了军政府的控制，被不加抑制的浮夸野心所控制，在足球联赛中被体现出来。到了1973年联赛中共有50支球队，而规则已经变了2次。1975年政府通过了一项全新的体育法案，坚持在任何国家级别的体育运动中，所有州拥有相同的投票权。因此巴西足协内部，拥有一百万人口的马托格罗索州和人数比它多大概20倍的圣保罗州，在选举中是平等的。这为贿选、拉票和政治交易打开了大门，而在国家联赛中的一席之地肯定是很有市场的。政治对话中的“局势对ARENA不利时，另一支球队就会进入联赛”已经司空见惯。1976年的联赛中有54支球队，每年还有更多球队加入，1979年达到顶峰，有94支队伍。规则和形式都是可以变动的，经常让人捉摸不清。有些年有升降级制度，有些年则没有。一个赛季中，净胜至少2球就能得到额外积分，其他赛季中球票销量算入球队的总积分。在州级联赛和杯赛的赛程已经很繁忙的情况下，巴西联赛无情的扩张充满了日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托斯从国外之旅归来，上一赛季结束和下一赛季开始中间只隔了不到一个星期。球员的身体和状态压力巨大，可以预见的是足球当局对此毫不理会。
1922年南美足球冠军杯时，巴西独立整整一百年并一直以足球国度而自称。50年后的1972年，若昂·阿维兰热和巴西足联举办独立杯来庆祝巴西建国150周年。独立杯赛名为迷你杯，有20支球队在横跨全国的9个球场中进行竞争，所有的费用支出由巴西政府承担。这是对阿维兰热组织能力和政治资本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力展现，当然这场赛事给了阿维兰热足够的机会去结识全世界各地的足球官员，而这些官员在他之后竞选FIFA主席的时候给予了他必要的选票支持。杯赛的冠军在巴西和葡萄牙之间角逐，曾经的殖民地和母国，150年后再次在球场上相遇，两者均遵循着保守的统治，偶尔被暴力独裁统治。像1922年一样，巴西最终赢得了比赛，但是没有举行像50年前那样的百年庆祝活动。
贝利曾明确表示，他将在1974年退役，所以他将不再参加1974年世界杯。环球电视台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活动希望球王贝利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若昂·阿维兰热恳求贝利，梅迪西总统也写信给贝利，在大家的劝说之下，贝利仍然没有回心转意。贝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品牌，次年他在美国球场上出现，成了美国宇宙队的巨星。阿维兰热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跳槽，1974年世界杯前夕，他对国际足联主席的长期竞选终于在最后时刻战胜了现任FIFA主席，英国人斯坦利劳斯爵士。他赢得了亚洲和非洲足球协会的选票，因为他的游说激发了亚洲和非洲足球协会对FIFA组织中以欧洲为绝对统治核心的不满情绪，并且对南非种族隔离地区的平息与安抚。阿维兰热就任FIFA主席之后，他便着手彻底革新国际足联，把它从一个微小的业余联合会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组织之一。
军政府接管了巴西军团，对其放任自流。1970年巴西队的体能教练克劳迪奥·库蒂尼奥被任命掌管大权。他把球员们比作轻装甲的步兵，技巧则是他们的武器。他的训练营充满爱国口号并强调军事纪律。他借鉴了军队的体能训练学校的理念，信奉科学足球，认为足球是一种基于绝佳体能和有力团队合作的游戏。他避免召入盘带爱好者和个人主义者，辩称“盘带作为我们的特长，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而且显示出了我们的弱点”。于是桀骜不驯者如保罗·塞萨尔·卡尤退出了国家队。接下来的1978年世界杯巴西队注重防守，丝毫不鼓舞人心，巴西军团在第一轮比赛中发挥糟糕，令人失望，出征阿根廷的巴西球迷在马德普拉塔焚烧了库蒂尼奥的肖像，当球队被淘汰时（虽然没输一场球），库蒂尼奥返家并被炒了鱿鱼。
Ⅳ
曾经被盖泽尔总统警告过不要谈论政治的前锋雷纳尔多在庆祝进球时紧握了拳头。这只是一系列对通过足球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建立的统治秩序的挑战之一。最令人惊讶的，可能也是长期效果最显著的挑战，来自科帕卡巴纳海滩、莱布隆海滩和依帕内玛海滩。早在1975年，就有报道称许多女性（大多是女佣）在她们的休息时间在社区楼房间踢足球。当时这是一种非法行为，因为在1941年巴尔加斯的国家体育局已经禁止女性参加足球、武术和拳击，撑竿跳和三级跳等也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参加的运动项目。二十年后同样的争论再次在巴西的教练及体育行政学院等地重现。当地军队体育学校的讲师沃尔特·阿雷诺，在其1962年的文章中写道：“存在身体接触的运动是不适合女性的，比如臭名昭著的女子足球或五人制足球。看着20名妇女（还有2个是守门员）围绕一个球非常不雅和粗鲁地运动是很不正常的。”（7）尽管如此，女子足球队早在1949年就开始存在，两支来自佩勒塔斯的女子足球队，维拉希尔达足球俱乐部和科林蒂安边队，占用了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小场馆，并且开始收取比赛门票钱。但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这些俱乐部的关闭，这些曾经是巴西足球人群中的核心要素的人们，几乎完全被边缘化。虽然女球迷可以继续观战比赛，但是贝蒂米兰的回忆似乎更接近常态：“这是一个在男人谈论足球时，女人只能端茶递水的世界。”（8）
这项禁令终于在1979年被撤销，彼时女子足球的发展经历了相当于与20世纪初的男子足球同样程度的狂热，并以极快的速度腾飞。据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超过3000支女子足球队。从1981年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夺取了女子足球的州冠军之后，其他11个州之后的几年也依次加入竞赛。然而，巴西足协几乎没有资金可用于支持女足俱乐部。大多数俱乐部让球队的运营变为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体育机构的分内事。1984年圣保罗的克利斯塔沃和托马齐尼奥不得不取消了比赛，因为这两支球队都只有简单的白衬衫，任何一方都买不起有一点变化的彩带。同样存在着问题的是电视和报刊的舆论倾向，它们大多对女子足球有进行弱化和性感化的趋势。环球电视台热衷于塑造这种现象，从他们的电视明星中创造名人。女子足球的巴西杯，本来是为了从国内选拔女子国家队，却被打造得像一个时尚秀。《体育报》是这样形容的：
“闪亮的红指甲、光泽的唇膏、新潮的发型、黑色短裤和黄色球衣：这是内乌莎·卡瓦雷罗的样子，辫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珠子，留着史提夫·汪达标准式的发型，更加凸显这位来自桑巴学校“独立年轻人”的姑娘的迷人身姿，希尔达也穿着蓝色和黄色搭配的短裤运动衫。她们不是在桑巴学校中排练节目，她们在足球场上。”
在球场上，许多这一代的女性足球运动员都受到了性别歧视和不公对待。雷达俱乐部的前锋塞妮拉，为很多人道出了心声：“今天我来到球场的时候，听到一个家伙说我应该在水槽边洗衣服。虽然我很生气，但我不会费力气回答他，我的回应会在待会的球场上用脚下的足球来表达。”（9）
在男子比赛中运动员开始带领了反抗的先锋，他们向封建剥削的从业条件和向之前对教练、媒体和俱乐部经理们的屈服行为发起了挑战。最初的挑战来自于小众，但是具有坚韧抵抗性的中产阶级，由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巴西足球运动员开始，20世纪初这样一股浪潮延伸至了博塔福戈的医学生中。1970年世界杯中巴西军团中的英雄托斯陶，是一位雄辩并且偶尔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巴西足球的人。他于1973年提前退役，并成为一名医生。最著名的反政府武装阿方西尼奥和苏格拉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阿方西尼奥之前在博塔福戈踢球，当1970年夏天保守的教练扎加洛不再重用他的时候，他环游欧洲的酒吧并在那观看世界杯比赛。当他留着一头长发、蓄着小胡须回到巴西的时候，他被禁止参加球队训练和比赛。最重要的是俱乐部扣押了他的比赛许可证，拒绝把他转会到别的球队。当这一纠纷闹上法庭的时候，阿方西尼奥的事件轰动了社会，并获得了来自左派的学生、知识分子和音乐家的巨大支持。他的斗争事迹被拍成电影，成了十年中唯一一部具有严肃足球主题的电影，即奥斯瓦尔多·卡尔代拉的《免费的通行证》。这部电影受到了足球管理部门和当局的严厉批评，所以电影只在地下短暂地尝试建立一个播放小组。阿方西尼奥赢得了他的诉讼案件，继续蓄起了他的胡子，宣称它们是“自由的象征”。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都在小职业俱乐部效力，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参加波希米亚人的反政府武装——“载满喜悦的火车”。
除了发表对足球劳动关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阿方西尼奥还批评毫无乐趣的军事化风格的足球训练，单纯注重身体素质和纪律性成为流行的足球训练理念。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孤单，还有米内罗竞技的明星前锋，曾经与盖泽尔总统针锋相对的雷纳尔多，即使盖泽尔总统劝诫他不要谈论政治，他还是继续就政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其中包括大赦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政治斗争中对抗军政府的政治犯们，并且提倡直接选举。这一鲜明立场为雷纳尔多争取了庞大的社会支持。而当巴西足联以他在巴西国家队的位置来威胁他时，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大学生在一片巨大的城墙上写道：“为什么雷纳尔多不能有他的政治意见呢？”（10）
叛逆的更衣室和直言不讳的球员比较好处理，但是一个具有规模的大众反对意见就是另一回事了。专政政权对政治组织和公共场所的控制已经比较全面。因此，1976年的“科林蒂安入侵”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巨大的足球派对，却给军政府带来不祥甚至颇具威胁的意味。鉴于巴西大部分城市之间距离较大，且城市间交通状况较差，客场球迷在巴西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当然同城德比除外。1976年科林蒂安在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的半决赛中与弗卢米嫩塞相遇，科林蒂安队在里约热内卢客场作战，虽然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之间不到200英里路程，但是两地之间的道路条件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