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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组织不满足于相互间的斗殴以及与警方的对抗，开始袭击本方球员。1997年，在0比1不敌桑托斯后，科林蒂安队乘坐大巴返回圣保罗。护送大巴的警卫一离开，球员们就发现乘坐的大巴先是被几辆涂黑了窗玻璃的汽车追赶和骚扰，然后有卡车意外出现，最后在半路杀出了一位教练将他们拦下。教练率领一群来自“信仰之鹰（Gavi？es da Fiel）”组织的球迷向大巴投掷石子，然后一拥而上，对球员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和语言上的侮辱。
在世纪之交，巴西足坛的伤亡人数继续增长，在接下来的4年中又发生了8起凶杀案。随着枪支的普及，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枪支，圣保罗由此发生了更多起与足球相关的枪击案。一位来自阿雷格里港的球迷将自制的炸弹带入球场，炸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他也因此丧命。因此，到了20世纪末，巴西破旧不堪和越来越空旷的球场——足球王国的心脏——愈发被球迷组织向警方实施的入侵和暴力行为所占领。
巴西在世界杯所取得的胜利中至少有一次堪称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时刻。但2000年年底，巴甲联赛决赛时也发生了一起引发轰动的事件。在这场联赛中，米兰达主席的瓦斯科达伽马对阵圣卡埃塔诺。首回合的比赛在圣保罗进行，双方以1比1战平。决定最终冠军归属的一战在瓦斯科达伽马举行。出于恶意的刁难，原先承诺给圣卡埃塔诺球迷的门票全部被卖给了瓦斯科达迦马的球迷。像往常一样，俱乐部多售出了5千张门票，远远超出体育场所能容纳的观众数量。比赛开始大约20分钟后，裁判暂停了比赛，他发现球门后挤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人群和铁丝栅栏一起被挤倒在了球场上，造成168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十几辆救护车赶到了球场，一辆直升机也降落在了球场上，将最严重的伤员送往医院。宪兵队在边线上围住了球员。米兰达激情洋溢地对着摄像头说道：“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如果球赛不能继续进行，那就真要出大事了。我要让这些该死的救护车从这儿滚出去。”（11）圣卡埃塔诺足球俱乐部主席则认为按照常理，应该停止比赛。在他喊停比赛一小时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因为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安东尼·加洛蒂尼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场让人丢尽颜面的大混乱，他打电话过来坚持要求停止比赛。片刻后，米兰达和瓦斯科球员又重新出现在球场上，他们抓起仍旧放在中线附近的桌子上的联赛奖杯，进行了并不光彩的绕场庆祝。第二天，《兰斯》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中表达了他们的震惊之情：“米兰达主席……一直以来都因他视俱乐部利益高于一切而备受赞扬。谁也不曾想到他对足球的痴迷已然达到一种极限，以致罔顾人命。”（12）现在，巴西人不必再去想象，因为他过去和将来都获得成功。瓦斯科达伽马在重赛中获得了胜利，而米兰达在瓦斯科俱乐部的主席选举中也成功地获得连任——他偷窃了，但他也干了正事（rouba，mas faz）。
在一个法律制度薄弱的社会，在一个上层阶级几乎不会被追究责任的社会，在一个将获胜和效率作为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社会，这也是实用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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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时报》，1994年7月1日
（2） 《Gazeta Sportiva》，1992年8月27日
（3） J·布鲁克引用，“里约日志；巴西人说他们的世界杯满了”，《纽约时报》，1994年7月19日
（4） T·恺撒，“一网打尽：1986年巴西世界杯”，《马萨诸塞州时评》29（2），1988年夏，第78页
（5） T·马森引用，《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6） 引用同上，第150页
（7） H·托巴尔引用，“巴西赢取‘巨大的幸福’”（Brazil gets‘Biggest Happiness’），《洛杉矶时代》，2002年7月1日
（8） A·贝罗斯引用，“犯罪、混乱、无能：开拓者是如何背叛巴西的”（Crime，anarchy，inpetence： how the blazers betrayed Brazil），《卫报》，2001年12月6日
（9） D·皮涅罗引用，“总统”，《Piauí》第58期，2011年
（10） 《卫报》，1994年1月6日，1995年，第145页
（11） 贝罗斯引用，《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12） 同上，第303页
第七章 足球帝国归来：卢拉的执政史（20022013）
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上帝造物弄人。如果我们在2010年没有夺冠，那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2014年必将夺冠。
——卢拉
Ⅰ
2002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他的劳工党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并获胜，这也是巴西首届明确社会民主且得民心的政府。卢拉竞选成功，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因为他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底层，并且是第一个从情感上理解工人阶级并和他们建立起政治关系的总统。就像他在圣路易斯的演讲中所说的，“我真心想知道民众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并且我想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确实，除了卢拉的死敌以外，绝大多数巴西人都很爱戴他。他在政界取胜的法宝是他的圆滑，以及他的战略能力和妥协能力。他作为总统连任，并在2010年第二任期结束时，民主支持率比他刚就职时还高，最后他把总统职位传给了他钦点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
足球是卢拉人格中的一面。当然，他热爱足球的程度和普通巴西足球迷一样，也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们。作为科林蒂安的铁杆球迷，他经常评论球队的表现，并帮助俱乐部确保他们可以通过2014年世界杯获得一座新球场。他在总统官邸举行的足球赛参加人数很多，比赛也很激烈，这是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亲身体会过的，他当时刚参加完一场总统队和渔业部队的比赛，不得不拄着拐杖进入国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前夕，卢拉通过视频和巴西国家队通话时，还问及罗纳尔多是不是还在发福。在他会晤外交官和国外球员教练时，经常同他们交换球衣。媒体曾经嘲讽地称之“卢拉诅咒”，因为很多球队在和他见面后就开始在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卢拉的语言也夹杂着足球的暗喻，比如在一次主张改组内阁的会议上他曾说过：“贝利是世上最好的球员，然而他也可以被代替。”
对巴西人民的友好和亲近，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只是卢拉受欢迎的一方面原因。卢拉能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任期内对巴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巨变，其中经济发展占重头。虽然巴西没有像远东和中国那样经济腾飞，但是巴西在卢拉任期的十年里经济发展迅速，并且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低位，这使得人民的工资普遍上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南美的普遍工业化发展使得对巴西农产品需求量大增，比如大豆和糖。低利率和信用透支使巴西社会中稍富的打工阶级和初级中产阶级毫不吝啬地购买家电和汽车，这也推动了巴西生产制造业的发展。
由于巴西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上升，卢拉便放开手，相比上一届政府他在制定政策方面更为独立。美国政府当时专注于中东和阿富汗问题，对南美地区干涉相对较少，因此巴西有机会和其他国家拓展新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同盟，比如中国、印度、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巴西还与印度、日本和德国一起，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巴西还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共同组成“金砖四国”，这个词是由投行高盛发明的，但是自从四国开始组织峰会起，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个称号了，而是有了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政策方面，巴西在宏观经济上采取保守的做法使得社会政策受到诸多方面的局限。其中最显著的是社保和教育两块，资金投入明显不够。但是卢拉在有一个方面作了重大改变，即在“家庭补助”上制定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并且在全国推广，这使卢拉在任内史无前例地削减了国家的赤贫发生率。这对巴西来说意义深远，因为这是巴西政府首次真正意义上关注民生，并且此举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很大。以前巴西穷人都会给保守党投票，因为他们担心左翼政党会把通胀变得更糟，从而吞噬人民仅存不多的购买力。然而卢拉凭借他的魅力，推行保守宏观政策，结合他的“家庭补贴”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大幅上涨，这些因素把选民们的选票一致拉向卢拉的劳工党。在此之前，劳工党在国会里自己没有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执政，导致党派政策让他们难以建立政府联盟。因此有些劳工党头目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在国会上组成了“特别联盟”，即“买选票”小团体，然而卢拉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地下交易”有组织有纪律，在巴西利亚的很多安全场所进行，议员由此获得大量现金。被称为“大月费”的丑闻直至2007年进入公众视野并在卢拉的任期内一直都存在影响。之前政府在反腐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因这个丑闻受到影响。
足球影响了卢拉的执政风格和公众形象。他在就职时没有用巴西国家队的指标来衡量巴西这个国家，相反，他是用有多少人每天能解决三餐，有多少人能获得重要的改变来衡量的。巴西已经蜕变，这反映在人们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热情和行动上。巴西国家队在1994年第四次夺取世界杯冠军后没多久，卢拉便参加总统大选，那时他曾宣布巴西足球已经觉醒，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并没能使他在大选中获胜。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当他为2014年世界杯的一个新足球场揭幕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传递给了巴西国足。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还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呢？这几年内巴西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且社会也在逐步改变。自从2007年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开始，巴西队希望再一次赢得世界杯的信念向整个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巴西在改变，在迈向现代化。
早在1950年，足球王国就像双刃剑一样展示了它的成功和局限。巴西商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和巴西足球界也是一样。在对球员需求大增的全球背景下，巴西的确成了球员输出大国。事实上，这对很多巴西足球俱乐部而言增添了可观的收入，但这不能增加巴西国内足球赛的观众。“家庭补助”或许可以消除巴西人民的饥饿，但是它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巴西优秀足球运动员到国外寻求机会的事实。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巴西国家队来建立足球外交，使他们更大胆和坚定不移地推行外交政策，直至最后举办世界杯。然而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入中，也暴露了巴西各方面的典型问题：腐败、官僚、不平等和不公正。卢拉政府在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足球范围内都存在，但是巴西在这方面正在一点点进步。同样，在公开透明度以及对查腐和处置方面，巴西也同样有进步。但在其他方面，卢拉政府的努力常常受到来自他政治对手的极大阻力。足球暴力问题是最能反映卢拉在任期内受到的种种局限的例子，而足球暴力本身也反映了足球王国是一个暴力的社会。
Ⅱ
在卡多索政府的最后一年，即国会对足球管理机构进行调查之后，足球说客议员和巴西足协在总统官邸内便不受欢迎。体育部着手通过改革宪法来促使俱乐部能把球迷或更准确地说是“客户”的利益放在关键位置。卢拉和他的体育部部长安杰洛·奎罗斯推行该宪法，并使它成为《支持者宪章》，然后敦促国会通过该宪法，这和那些足球说客议员的意愿相悖。2003年，就在该宪章正式写入宪法一周后，8位俱乐部主席、3位州足协主席以及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都表示反对，特谢拉甚至威胁要暂停巴西足球联赛，因为他认为很多场地达不到新要求。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重新开始在私下和足协沟通。在卢拉刚上任的几个月中，他就劝说很多俱乐部通过穿政府提供的球衣，来支持他的政策，特别是支持“家庭补贴”计划的雏形——“零饥饿计划”。但是政府需要通过巴西国家队这样做才能在国内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巴西足协同意。而巴西足协也需要获得来自巴西利亚政府的支持，以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就这样，奎罗斯和阿维兰热通过共进晚餐达成和解。虽然卢拉和特谢拉没有正式会面，但他们还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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