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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如此情况在中产阶级内已经蕴藏许久，直至2013年6月，一切都爆发了。值得注意的是，示威的参与者与评论家对于游行的名字一度很难确定。最终得出的“酸醋运动”，还是因为一些被警方抓住的示威者的书包里放着醋。当然，也有一些人将这次运动定义为“巴西之春”。不过，虽然与“阿拉伯之春”相比二者确实有相似之处，但局限性也很明显：中东地区依赖社交网络的起义，更多反映的是普罗大众对于权贵以及制度的不信任。至于巴西则并不一样，一方面“足球王国”近些年经济增长很快，另一方面也没有军政府以及外国人的问题。或许，对于去年发生在巴西的示威，最准确的定义还是“示威杯”，因为游行人群的目标就是2013年联合会杯——这些人对巴西公共环境的不满，夹杂着对国家在世界杯筹办方面高额花销的抱怨全部爆发，最终还与迎接世界杯的社会舆论交织在了一起。
示威人群中，部分抗议者高喊着：“嘿，FIFA，为我们付公车钱吧。”还有一些人则高举着标语板——上面分别画着闪闪发亮的球场以及破旧的学校和教室……看起来，国际足联在巴西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而游行群众当然也没打算放过本国的高官和政客——制度腐败以及对公众隐瞒真相的始作俑者。众所周知，在国际足联，诚信早已被深深地损害，更多阴暗面露出端倪。2012年7月，瑞士最高法院公布了“ISL腐败案”相关细节，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和前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被曝在1992年至2000年期间共受贿2200万瑞士法郎（约合1500万英镑）——通过出售世界杯转播权而抽取的分成，当然，这些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而在一些报道中，内容是这样的：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阿维兰热和特谢拉而言，很多钱都是通过不明渠道得来的……这里没有明确的地指向是哪个机构给予他们回扣。一些报酬很明显就是通过前沿公司掩盖真实的受益者而美其名曰‘委托费’进了他们的口袋，其实也就是现在的‘贿赂’。”（1）
截至目前，根据瑞士法院提供的情况，还没有非常确切的事实可以指证像国际足联这样的组织内存在贿赂和腐败的情况。特谢拉，2012年3月突然宣布退休，不仅退出国际足联、辞去巴西足协主席一职，还卸任2014年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主席一职。至于另一位风云人物阿维兰热，虽然从国际奥委会退出，但还是长期享受着国际足联荣誉主席的待遇——直到2013年初才卸任。特谢拉的告别演讲并非由自己宣读，而是交给了其继任者若泽·马里亚·马林。就像多年前小布什在伊拉克发出的声音一样，特谢拉同样表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在结束语部分，马林还说道：“特谢拉的伟大事业将被延续下去。”（2）
看起来，巴西足协的大权似乎终于被交到了正确的人手中。马林的第一段政治生涯，是加入了前身为20世纪30年代由萨尔加多牵头的法西斯组织的一个党派，而在经过一番卧薪尝胆后他成了圣保罗州副州长。2012年1月，在为圣保罗足球青年杯冠军发奖时，马林把本该发给球员的一块奖牌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很不幸，这个镜头被ESPN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本应得到这块奖牌的科林蒂安守门员马特乌斯，则尴尬地一无所获。事后，马林坚决否认这是一次事故，始终表示这真的是一个玩笑。
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期待联合会杯，可能也很少有人能完全说清楚这个赛事存在的意义。而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在巴西蕴藏了太多导火线和助燃物，一场爆发早就在酝酿。
Ⅱ
“这将是一个混乱时代的开端。”在2007年里约即将举办泛美运动会前最后一个月，巴西记者杰卡·考夫瑞曾这样写道，“当巴西赢得主办权的那一刻，所有人就都知道，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隐瞒各类消息，所有常规都被打破，而这些行为的名义都是“为了大局考虑。”（3）对于举办这次赛事具体花费多少也曾有过广泛争论，有报道说至少是50亿雷亚尔，但有消息透露实际数字应该是6倍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并非全意味着坏事，毕竟当时巴西国内一些交通和基础设施急需翻修，不过本该付诸实现的新高铁和轻轨电车项目却从未真正上马。举个例子，相关部门本计划要改造瓜纳巴推湾周边，但时至今日，那个充满垃圾和工业原料的下水沟仍然存在。除此之外，原本对外许诺的花费3亿美元增加的安保措施——18000人执勤以及1700台监控也不见踪影。
泛美运动员村坐落在里约市西部巴拉大蒂茹卡区一片潮湿的土地上，然而这片土地并不稳固且渗水严重，在建造运动员村时，建筑工人必须深入地下45米处构建电缆，如此一来，虽然满足了17座公寓的硬件要求，花费却比预算高出太多。这个项目的启动资金是由工人援助基金会提供的，该组织由联邦政府牵头建立，为没有保险的工人提供贷款和低保。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贷款和低保并不适用于社会中的有房一族，而且需要为这个粗制滥造的项目买单的人还是上层中产阶级。而对于项目之中存在的违规操作、膨胀税款以及未完成的工作，政府方面最终采取了诉讼。
里约市弗拉门戈公园内的格罗里亚海湾，除了计划被用作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场地，还被视为一个多元化娱乐场所的聚集地：包括会议中心、购物中心以及大型汽车主题公园。以上种种需要占据的空间，都是举办一次综合性运动会时所必须要求的，而这一切就需要将很多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用地或用以建造高楼大厦——这却有可能遮挡周边居民欣赏瓜纳巴推湾的视线。当然，这项看起来很美的计划还是被当地抗议者及法院制止。不过，最终还是有三座大型场馆拔地而起：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马里亚·伦克水上运动中心以及多功能竞技场，而它们各自的总开销则不出意外地都超过了预算。先来看阿维兰热奥林匹克体育场，被视为里约申办2016年奥运会的核心标志，当时被强制装上了防雨顶棚。但是在2013年3月，里约市长正式宣布以安全理由暂时关闭体育场。再看水上运动中心，虽然功能齐全，但是既没有按照奥运会规格建造，也并不适合用于大众健身——这与另外一座室内自行车场遇到的问题不谋而合。所有以上提到的场馆，无论是在奥运会赛中还是赛后，都需要远远超过市井街头球场的、高规格的保养和维护投入。特雷萨对这种现代巴西城市化的中心元素的描述完美概括了它的特点：它们完全被墙体、围栏、空地和一些带有设计的设备隔离开来，它面朝内部，远离大街，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持有武装的警卫还有安全系统都会实时监控。它们是被集体使用的私有财产，并且强调隐私的重要性。（4）
那一届泛美运动会的现场观众绝大多数是里约市的中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他们既可以熟练掌握网上购票的方法，也有足够的资金去支付高价票。至于那些举办比赛的场馆及其管理者，就如同特雷萨·卡尔德拉所言的那样冷酷——“面朝内部，远离大街”。对于这届在里约举行、倾注了大量安保措施的泛美运动会而言，似乎在很多方面与世界其他各国举办的运动会别无二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泛美运动会开幕前和进行中，警察和军队在市内的贫民窟执行了大量的扫荡。2007年5月，距离运动会开幕还有两周，巴西方面的安保设防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1350名特警被安置在里约市北部阿莱芒街区（里约最大贫民窟和毒贩巢穴）周边，对该地区的毒枭给予了严厉的打击。巴西最著名的杂志《观察》将这次行动称为“必要的战争”，而《伊波卡》（Epoca，巴西发行量最大的周刊之一）也把其誉为“一次历史性的进攻”。（5）在特警的第一天行动中，总计有19人丧生、9人受伤。而到了一个月以后泛美运动会开始时，整个阿莱芒街区基本都已被军方封锁，不仅住户们无法上学或是去医院，生活垃圾也只能随意丢弃。待到7月末，这次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44人。虽然其中有一些人是在枪战中中弹，但联邦政府和一些人权组织都认为，处决和毙命还是发生得太多了。（6）而最近一年，在维稳过程中，类似打击违法组织的行动已经在里约成为一种常态，许多军队级别的“扫荡”常被用在贫民窟以清除各种毒枭，取而代之的则多是随风飘扬的巴西国旗和着装统一的警察。
2007年泛美运动会成为巴西国内对计划、修建以及承办等各方面的模板。与此同时，整个国家还利用多元化的电视技术为当地观众呈现了宏大的场面，再加上一些媒体的“阿谀奉承”和政客们的“保驾护航”，这届泛美运动会无疑是成功的。至于经济方面，这场盛宴依仗巨额花销，而其中一些公共财产也不出意外地成了私人物品。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不会产生什么有意义的民主协商，也不会找回下落不明或浪费的资金，那些所谓“奥运会后的遗产”更是无稽之谈。当然，以上这一切在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远没有阿莱芒街区的问题严重，所以，这也不会影响巴西得到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其实在正式得到主办权之前，巴西就得到过官方消息，申办不成问题。因为德国与南非在2006年世界杯承办比拼中制造了诸多问题，且最终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国际足联为了息事宁人，于是在此后一度决定采用各大洲轮流举办的原则（目前这条规则又被弃用了）。由此一来，2010年世界杯原则上被确定在非洲举办，而南非便顺理成章地拿下承办权，至于2014年则被定在南美洲，起初，哥伦比亚在2006年也有过申办的想法，但是因为一些“潜规则”和“不能说的秘密”，哥伦比亚相较巴西完全占不到任何优势。最终在2007年，哥伦比亚宣布退出申办，巴西不战而胜。
其实，收获主办权绝不是结束，通过各个申办城市也足以看出一届赛事中政治起到的重要作用。国际足联曾经明文规定，世界杯的承办城市应该在8个到10个之间，但巴西却一直坚持需要12个。如此一来，在巴西这个存在“州”的国家就出现了无法回避的逻辑问题，很多球队要从小组赛开始就跋山涉水，在巴西上空飞来飞去。不过最终，12个城市、12座球场的事实没有改变，很多国家注定要被涉及其中，而与此同时，许多赞助和品牌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庇护所。在圣保罗，世界杯球场的第一选择本来是翻修之后的莫隆比体育场——圣保罗队的主场，但是在该俱乐部主席胡文西奥与时任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多番政治博弈后，一座全新的、更加昂贵的且是为科林蒂安修建的球场将横空出世，抢走了这里的世界杯氛围。再看巴西的东北地区，这里曾是卢拉的政治要塞，也有4座城市得到了世界杯的承办资格，其中福塔莱萨（塞阿拉州首府）更被赋予了承办6场比赛的优先权，包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而这些背后，是因为塞阿拉州的州长西德·戈麦斯一方面是卢拉以及罗塞夫的知名盟友，同时他也借此对怀有总统野心的伯南布哥州一把手爱德华多·坎波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继续看向巴西北部——玛瑙斯和贝伦，作为前亚马逊州州长的爱德华多·布拉加正处于仕途上升期，他很有希望坐上参议院的头把交椅。同时，作为贝伦所在帕拉伊巴州的州长，卡尔帕同样觊觎着参议院的竞选。最后，这场申办之争还是以贝伦不敌玛瑙斯告终。
作为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政府上下都期望得到一座新球场，但最初的计划，只是建造一座容量为4万人的中型球场，并在世界杯后分配给当地的小球会，也使得世界杯遗产更容易被继承，而按照这个设想，巴西利亚政界人士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