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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记本上没头没尾记了上边的一段，不知是梦还是什么预言。怪怪的，莫名其妙。伦敦刮大风是确凿无疑的，伦敦离我太远，便与我没什么关联。但是，我的朋友天秋夫妇在伦敦，伦敦的疼痛便与我有了切肤的关系。
我非常喜欢天秋，她的清朗、靓丽、尖锐以及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天真的无耻”和”美丽的邪恶”，我都喜爱。但我不能表现得太喜爱她。天秋与我同性，我若是太喜爱她，别人就会以为我们出乱子；当我每每向他们提起天秋这个名字时，他们的眼前只会浮现一片性的感觉和色情的迷惑，由此也可说明天秋的天生丽质。周作人先生曾提到某一种人见了《金瓶梅》三个字，就要**。这群牲口啊！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天秋坚韧的细手指如冰凉的美蛇，在纸页上随便一划，就能划出来美丽的诗句呢？
我也比较喜欢秸，他的智性、幽默以及柔和儒雅（正因此，我才肯定他在骨子里是个谦和的”暴君”），这一切的确让人感到快活。有一次，秸说，一家杂志社看了他的一篇美学论文，然后写信告诉他，他们通过他的文章看出了他的一个颇为本质的特点－－好色。秸欣然地对我说：这难道还用说吗？！那神情，谁见了都会以为他好像是得到了赞美。秸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我也同样不能太欣赏他，因为秸是天秋的丈夫，我若是太赞美他，也会出乱子。而且，假若我不喜欢秸，天秋会不高兴；假若我太喜欢他，天秋也会不高兴。通常来说，女人都是这样的。我总是掉在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
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曾借用柯勒瑞治的话说：“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我认为，这话的意思不仅仅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转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此外，我以为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无性的。单纯地只看到那是一个女性或那是一个男性，未免肤浅。
几个月前，天秋夫妇离开我，去了伦敦。在他们离开我的半年时间里，我在心里依然每天和他们说话，拒绝接受他们已离我而去这一事实。直到半个月前的那天夜里，我的心在冬日里的秃树上飘摇，然后它们像枯叶一样一片一片落地。直到这一天，我才懂得哪些是邈远的事情，哪些是近在眼前迫在眉睫的事情。老早就听天秋说她新写了一篇小说，此小说与我的关系如何如何。她在P城时，我真是领教了她写小说的那一种轰轰烈烈，一篇一篇炸弹一般投向我，把我炸得晕头转向。我的写作方式，一般在完成之前都是不动声色的，所谓含而不露。这并不是出于我对朋友的隔膜，大概只是因为我心理方面的某些问题，写作起来总是有点”鬼鬼祟祟”，担心毕露于世后，再没有勇气和余地把小说写下去。
天秋这一回的小说，不知遇了什么关卡生不出。我等了许多天，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此篇，一如既往，散发着她那一种独特的模糊、零琐、散漫不经的魅力与光辉。天秋这个女人，越来越使我想到现代文学那一代女作家中最为活脱脱的一位女才子－－苏青。张爱玲在谈及对苏青的某篇文章的感受时，曾说：．．．．．．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很惆怅．．．．．．
如果把小说这个载体称为房子的话，我觉得天秋制作了许多她自己不在其中的房子，房子里晃动的全是她的音容笑貌，魂萦梦绕，可偏就找不到她这个活人。也许是我太想看到她本人，而不满足于只看由她布置的房子的缘故吧。我写作的文章，无论我在天边地角”胡编乱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不是我的房子，亦无论这房子的主人是男是女，是好是坏，总有人想象在那房子里找到我，并且坚定不移地误以为那就是我。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想，这一点，是天秋比我聪明的地方。
能够欣赏自己同类性别朋友的女人，是比较自信的女人（此言写在这个地方有自夸之嫌），而那种视自己的同类为敌人、仿佛与同类相处如同在角斗场里的女子，则比较可怜。最没出息的要算是那样一种男人－－仅因为同行（事业相同），就把自己心爱的女人也当做决斗场里的对手，我以前的男友就是这样一位。他生怕我太”著名”，别人都来认识我，赞美我。他表面对此不动声色，但我很清楚，他在骨子里、心理上与我最大的较量就是由此不平而引发的。
我的立场一般多是站在自己的同类一边。因为，若是上述情景，那狭隘的男人在外边的功利场上，处处压抑自己的女人的光辉，只让她留在自己的家里灿烂与芳香，如此这般，非绝交不可；而倘若那种男人碰巧是你的上司的话，他非扣了你的奖金不可，以此来显示他的尊严和威仪。前不久，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就刚刚克扣了应当发给我的几袋奶粉，克扣的理由当然堂而皇之。为这几袋奶粉，我认真地生了一场气，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久，险些掉下来。冷静后，想想，自己也觉得可笑。家里人口少，也就算了吧。
别人私下提醒我，要找领导去谈一谈，民以食为天，人家扣了你的”食”，你都不做出反应，不去理会，那明明就是侮辱你的上司嘛。
我理解人家的意思是说，下属应当是一面放大倍数的镜子，使你的上司经常能从你的身上照见他自己的伟大权力。
母亲也一再警告我，奶粉事小，但说明领导此番做法之用心良苦，一定要去谈一谈。
天啊！
一般来说，无论哪一位上司告诉我，说煤球是白的，我基本上都是不做声的。不说话，不表态的”自由”目前还是有的；但倘若上司说那煤球是汤圆，并且让人吃下去，那便会使人为难．．．．．．我天性里又有一股子不声不响的别扭劲儿，很多习性不合潮流。比如，现时电视里、街面上全中国男男女女都会
忽然感叹一声”哇”！可我至今也没有学会。大概是我孤陋寡闻，觉得生活里没有什么事值得”哇”；抑或我过于固执，不肯接受新生词汇的诞生。其实，我的自造词很多，只是总不合时尚，正像我的某些生活态度．．．．．．
我与天秋这一代人，小时候古文都没有学好，那时候批判的就是”克己复礼”，不像我母亲那一代人拥有很好的古文基础以及练达的生存之道的训练。如果我那时即能领会”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有余地矣．．．．．．”此番道理，那么，”成长”到今日，想必是很有长进，很成”材料”了。自然是没为那几袋奶粉”谈一谈”的。心里虽是不平，但想想自己平日抽空摸空就关起门来写小说，身在曹营心在汉，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单位里的劳动模范。心里便不好意思去谈、去要，但却给自己找来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圣人议而不辩”。只是给天秋写了很多信，把所有的坏情绪都装在信封里，统统扔到伦敦去了。
倒霉的天秋啊！然后是找出《老子》、《庄子》、《史记》，甚至翻出来伴随毛泽东一生革命活动的《容斋随笔》，潜心学习，满脑子隐逸啊无为啊什么的，来个心理平衡。也算是不枉做一回中国人。又兴头兴脑地想与天秋一类人蜗居到一个古老未开、民风淳朴的镇子里去，从浮闹的都市中销声匿迹，也顾不上”大隐小隐”之类的问题了。
心里折腾了一场，无非是那几袋奶粉而引发。其实，我常常是西瓜丢了一大车，竟毫不自知，偏就抓住这么一个小芝麻不撒手。不知见了什么鬼！
最后，终于想通了，潇洒地跑出去，为自己买了一顶海豹真皮帽子，自怜地戴在头上回了家。全剧方才告终。
那个巨风之夜，我丢失了心的梦，像凉爽的阴影，开始在我的白天里真实地延伸。
我一清醒过来，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一行无形的字迹，就是鲁迅先生那句话：最痛苦的是醒来后无路可走。然后我就看到许多人，他们站在我面前，我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学院院长。院长姓毛，这姓好
记。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重要的姓氏，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居然没有记住；或者说，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对这样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无法抗拒的姓氏，却忽略不记。这真是一个致命的过失啊。
我这个人，总是小事上明白，大事上糊涂，拿着鸡毛当令箭，而把”坦克”当纸船。邻居胖嫂总是这样说。她家的红子，与我是小学同学，初中毕业就接了父亲的班，到铁路上工作去了。红子正是听了胖嫂的最为朴素的哲学与教诲，现在，不仅当上了科长，还会写诗，火车一跑，她就能迸发出一首《青春啊青春》，一路车奔一路诗，她的诗已散见于各种报纸。”读书越多，越是不明真理。”胖嫂守着自己丰衣足食的日子和她那”有出息”于我的能当上科长的女儿，无限感慨，每每对我的一无所有，充满怜悯，也充满鸟瞰。
我看到的第二个人，是我的副院长老次。有一回，我对天秋说，副院长姓一次两次的次。天秋想了一下，然后说：啊，那不就是次品的次嘛！
我们抑制不住一起笑起来。天秋的思路聪明又奇怪得让人没办法。
我所以忽然看到了这两个以往许多年来视而不见的人，自然是有其中的缘故的，奶粉事件也许是个开端吧。总之，看见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的我，无疑是一种新的”长进”。
据旁观者说，有人所以来掠夺我的心，是因为我曾侮辱过他们。我冥思苦索，想不出此言的道理，我甚至不曾与他们说过话，不曾与他们争论过任何一种是非曲直，我甚至于不曾看见过他们，又如何谈得上”侮辱”呢？
旁观者冲我诡秘地一笑，我敏感地从那一笑中获得了揭示的全部内涵：你没看见人家，就是对人家的侮辱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原来如此。
夜晚来临，P城今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早。吃过晚饭，我便拉母亲到街上去散步。母亲已感叹自己老了，腿一日一日发沉，可是我觉得她的心却一日比一日更像小孩子。还是在夏天的时候，有天，天秋等几个来找我闲谈，有一位不太熟识的客人也来见我，他看到家里有母亲在，就有些拘谨。母亲立刻随和地打开僵局，对人家指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她是我妈，你不用紧张。”来人大笑，气氛马上缓和。
我提醒她，人老先老腿，所以一定要经常走路活动腿脚。她连连点头，并立刻配合吃”活性钙”。她就怕街上的小孩叫她”奶奶”，售货员称她”老太太”。她不高兴，回到家总问我为什么。我说，”这很正常嘛，我若是在您生我的岁数也生个小孩子，您多少年以前就当上外婆了。”
”那我也不至于就成老太太了？”她不服气。
我说：“’老太太’、’老头’是官称，街上就是那么一种叫法而已。”
”不对。那人家为什么不管你叫’老太太’？”她抗议。
我嫌她唆，便不再吭声。
她心里不高兴，认为自己并不老。
其实，她最怕的是跟不上我了。总问：“再过20年，咱们还能一起散步吗？”
我说：“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她又说：“你就会跟我不耐烦，你敢对天秋不耐烦吗？”
我说：“敢。”
她说：“谁要是喜欢你，做你的朋友，才算倒霉呢！”
我说：“对，真是天大的倒霉！”
母亲也喜欢天秋，她们偶尔也通个电话，互相控诉我如何如何”不讲理”。我和母亲穿了很厚的外衣到冷街上走，树木不日之间，全都光秃秃枝杈裸露，像一个个秃头歌女在冷冬的街头摇曳吟唱，马路也忽然变得空旷，这使得我们心情沉重地怀念起天秋夫妇和刚刚逝去不远的绿意浓郁的暖日。
母亲又一次揭我的短，提起奶粉事件，指责我的没心没肺。最后，搬出天秋来压我，说：“人家天秋就比你会行事。”我母亲总是觉得天秋比我能对付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
我说：“你饶了她吧！”
我一下子情致全失。
路边一簇簇绽开的月季花，炫耀着月白、紫黑、粉红及艳绿，五颜六色染透街边角隅。炮竹一响，又仿佛提前到了春节，而春节那种万家灯火、欢歌笑语，从来都使我思念起遥远的什么地方，仿佛我的故乡是在所有的那些个莫名其妙的远方，比如伦敦，比如这儿、那儿。特别是街头巷隅处处响起《喜洋洋》或《步步高》之类的节日乐声之际，我的心里每每总会立刻堆满难言的忧虑和惆怅。
炮竹没有用，无非是碎纸化在人家的屋顶上雨珠般嘭嘭敲响，从透黑的枝篱间飘飞零落，发出枯萎的扁叶子的沙沙声。地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