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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任玉桂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屋里。等窝头蒸熟了，她把两个热窝头刚刚包好想去送给任玉桂，刘大姐就迈进门槛了。道静见大姐回来，放下窝头，悄悄问道：“妈，今天听到什么消息吗？有文件带回来没有？”
大姐脱下一件旧蓝布夹袍，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喘息一下说：“我才听说，最近中央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好像是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可是还没有看见。秀兰，这半天家里没事吧？”
“没有。这文件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不知道红军打到哪里了，心里惦记着……妈，你饿吧？刚蒸了窝头，才出锅，你吃一点。”
“不饿。秀兰，包起来的是什么？”大姐看见了放在桌上的小包。
道静看看准备送给任玉桂的窝头，不觉红了脸：“窝头。我想留下咱们明天吃的。”
大姐突然笑了。她眯着细细的眼睛看着道静温和地笑道：“傻孩子，我知道你又在耍把戏——你把窝头拿给任玉桂，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吃饱了。剩下的好都给我留着。可是自己饿着肚子。这不行哦，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道静难为情地笑着：“妈，你真聪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任老头常常挎着篮子叫卖一天也挣不了一两毛钱，咱们能叫他——一个重病的人……”
“对！秀兰，你这样做是好的，赶快给他送过去吧。可是，我不准许你再瞒着我，你必须吃饱。还有，你不要同他讲到政治方面的事。”
“嗯！”没等大姐说完，道静就跑着把窝头给任玉桂送去了。对于这个骨瘦如柴的病人，她的心中滋生着一种崇高和无私的友爱，对于他的每一点帮助，看见他的病体的每一点好转，都使她感到极大的欢快与慰藉。
但是任玉桂的父亲任老头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开始他不理道静“母女”，虽然住街坊，他却成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谁也不理。后来见道静“母女”对他儿子很好，他脸色虽然好看一些了，但依然不跟她们说话。有时道静坐在他们屋里和任玉桂谈些铁路上的事，谈到“二七”平汉铁路的大罢工，儿子的眼里燃起了热情的光芒，脸上有了激动的红色，老头儿却像个木头橛子坐在板凳上睡着了。因此道静心里有些讨厌他，大姐也嘱咐道静不要同他们谈政治方面的事，尤其不能暴露地下工作者的真面目。可是道静却忍不住要对任玉桂谈起政治方面的事。她的热情使她忍耐不住地说起来。
于是，任玉桂渐渐变了。他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一些，而且精神也变得愉快了。从前，他躺在炕上无聊时，不是呻吟就是咒骂；要不，就看些《七侠五义》、《封神榜》或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类小说来解闷。现在在道静的启发下，他阅读起她偷偷拿给他的《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来。当道静在屋里工作时，她常常被一种轻轻的敲击墙壁的声音呼唤到任玉桂的屋里去——这时多半是刘大姐和任老头都不在家的时候。
“张大姐，您给我讲一点——唉，您有工夫吗？我又麻烦您啦！……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咱无产阶级才能——才能胜利呢？”
而这时，道静就兴高采烈毫不顾忌地给他讲起来。
但是在她和任玉桂讲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老头儿在门外偷听。他回了家：悄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声不响地听着。竟有一次，当道静从他们屋里走出来时，他突然拦住她，悲哀而又恼怒地瞪着道静说：“大姑娘，您行行好！别再要我爷俩的命行不行呀？”
道静很生气。这个老头子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呀！
以后老头子没有再说这类话，只不过还是悄悄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偷听着。
江华常到她们这儿来。他是作为主顾来洗衣服的。来了接个头总是很快就走。有一天他又来了，脸色分外的喜悦。他把一包衣服——里面包的是一大叠秘密印刷品——放在床上，打开来抽出一张交给大姐。大姐看看又给了道静。道静急忙低头读起来。这是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后来振奋全国的“八一宣言”。大姐在前些天曾提到的中央对时局发表的重要文件就是这个。道静在前两天也已经看见过了。但当现在市委印成了宣传品即将向广大群众散发的时候，她又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一样，心头充满着欢喜和兴奋。读着，读着她不由得看了江华一眼，低低地读出声来：
…………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傜、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她念到这里抬头一望，想不到江华和大姐早已围在她身边，也跟她一起无声地念起来了。只见他们的嘴唇颤动，眼睛发亮，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他们内心的兴奋与激动，她已经看出来并且感到了。道静拉住大姐的手十分喜悦地说：“妈，你看，说得多好呀！”
“秀兰，这样，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咱们离胜利就更近了！”大姐笑着，两只手分开，同时用力拉住江华和道静的手。她那样激动、那样热情、那样像青年人一样欢快活泼的神色真是少见的。
三个人同时凝视着这一张薄薄的传单，沉默了一下，江华笑道：“我今天特别高兴，也为这个——我们的党是更加伟大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由毛主席领导革命，中国的局面就将要大大改观。”说到这里，窗外突然有一个老头子的声音喊道：“查户口！查户口！有什么查头！一个病孩子躺在炕上快死啦。……”
迅速地紧张地然而又是悄无声息地，道静和江华把床上的印刷品小心地藏到了碗橱里，大姐就镇静地站在窗前向外瞭望着，只见任老头站在外院通他们里院的二门上，对着外院的什么人——当然是来查户口的警察——不满地大声喊叫着。一下子，大姐和道静什么也明白了！原来，原来这是一个善良的而又有心计的老头儿。他回答道静“母女”对他儿子的照顾的，不是谦卑的答谢，不是感恩的言词，而是实际的叫人不知不觉的暗中的保护。无疑的，老头子早已看出他的邻居不是一般的洗衣妇了。
大姐回过头来向江华示意，于是江华顺手拿起床上的一叠洗熨好了的衣服，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门外走去。接着大姐拿出自己的户口簿，也不慌不忙地向走向门来的两个黑衣警察迎了出去。
查户口的警察走了之后，大姐严厉而且愠怒地对道静说：“秀兰，你知道你的错误吗？……你违犯了地下工作的秘密原则，你知道吗？你不该轻率地、任性地暴露我们的面目。
幸亏这是个有良心的老头，不然，……”大姐的脸色和缓一些了，停了停，她沉重地低声说，“你要知道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党正是需要铁的、严格的、丝毫不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可是你检查一下，你在这上面怎么样……”
道静低着头，半天没出声。终于，她抬起了头，用痛苦的深深自责的眼光看着大姐，说：“妈妈，请相信我！我诚恳地接受了教训，接受了你的批评……”
大姐点点头。沉了沉，她忽然告诉道静说：“你认识的那个戴愉，组织上已经查清楚：是个叛徒、奸细……咱们难道还不该提高警惕吗？”
道静好像听到了什么惊人的消息般，震动了一下，“啊！他真是奸细？”她好像还有点不相信似的。
“不会错的。”大姐说，“江华对这个案件下了功夫，组织上从各方面搜集到不少材料，这才闹清楚。”
道静没的说了，可是好半天她还愣在地上，愤怒地用力咬着嘴唇。
当天夜晚，任老头忽然走进道静她们的屋里，站在当地问她们“母女”俩：“请你们告诉我实话，你们都是共产党吧？”
道静“母女”许久没有回答他。这老人问的多么突然而奇怪呀。
“告诉我没关系，我不会害你们的。有点东西我要交给你们——我该告诉你们……”
说着话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件污旧的白褂子，上面有着大片陈污的血迹。老人提着这件血衣，手微微颤抖：“可找着主儿了！把这衣裳给了你们吧。唉，不容易，好不容易，放了两年啦。”
“老伯，倒是怎么回事？说个明白呀！”道静惊奇地问老人。
“别着急。我看看外边有人没有，回头说给你们。”
这是两年前的秋天，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又是大风又是大雨。这时，任老头是清风店小站上的扳道闸工人。半夜里，他刚把一趟车送走了，回到铁道旁边他临时休息的小屋里，烤干衣服想睡会儿觉。忽然他的小门吱吱响了，跟着踉跄闯进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这下子可把老头吓一大跳，这样大风大雨的夜里，这是人还是鬼呀！他吓得还没张嘴，那个奇怪的年轻人说了话：“大伯，救救我！外面有人追……”
“你是土匪吗？”老头惊魂不定地问。
那年轻人摇摇头，惨白的脸上还带着笑：“不是！”
“那，那，你是什么人呀？你不说清，我可不敢留。”
青年人拉住老头的手无力地摇晃着。他的手像死人一样冰凉。
“我是小学教员。我们不是为自己……国民党抓住我要送我上北平，我逃跑……受了伤。”
就在这一霎间，老头看出这年轻人多么像他的大儿子任玉彬呀！——长的像，说话也像。他曾经有过一个大儿子，也是铁路工人。“二七”罢工之后，在郑州叫吴佩孚枪毙了。他活着时，参加了共产党，老头反对他，他常说他们不是为自己。他说：人光为自己活着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这年轻人也说不是为自己——那么，他也是个共产党吧？于是，老头留下了他，给他脱下雨和血凝成一片的衣裳，把他被枪打伤的胸部用自己的裤腰带捆扎住，然后又把自己身上的一件干衣服脱下替他换上。他想留这年轻人藏在这屋里，等雨停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