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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太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
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锻炼一下呢？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挥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不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捎带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
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年。那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却是那些怀着沉痛的心情，带着满身的尘土甚至带着斑斑的血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起来救中国！”的青年人。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谁的心情不感到沉重？谁的眼睛里不是满目凄凉？……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找寻。
可是，《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前夕，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现在，我就把当年天安门前的情景在后记中补上几句，聊以作为我向青年同志们的负疚的一点表示吧。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于北京
新版后记
《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地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地批判（当然也有大量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
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
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
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于香山东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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