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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里，都必然会以统一行动来维持稳定和避免毁灭，从而走上集权主义的狂热的道路。”
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幻想的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对从事改造本身的准绳。
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针对康德的关于启蒙的观点，福柯摒弃理性的绝对性，着重阐述批判的本体论所特有的哲学气质。正是这种在启蒙中被激活的气质，质疑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的诸种关系，并且使启蒙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
不同的气质，区别了古典的康德与现代的福柯。
既然启蒙被看作是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形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福柯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工作包含着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如果说启蒙已经过时，除非消灭了自由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把两种相反形态的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存。
这是一对共生的，又是对立的文化形态或话语形态。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3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予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对寄存于知识分子角色中的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所作的曲解。精神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在这里，精神是本体论的，具有各别形式的，离不开个体的承当。
否定普遍性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但是，肯定普遍性，也可能因为耽于形而上而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进入利己主义的庇护所。
美国西尔克父子在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中把一些大学、报纸、学术机构当作美国社会的“权势集团”进行论述。它们作为权势者，是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可以成立的，在专制社会中只能是弱势集团。在专制社会那里，权势是高度集中的；文化机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它们是政治的仆役；如果要说社会影响，也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的同一边。”萨义德说。
思想统制
权力对知识的利用或遏制，通常按照两个渠道进行：其一是规范知识者，或者培育，或者戕害；其二是规范知识的载体，物质化的书籍报刊，或者推行，或者禁毁。
古来有所谓王道霸道。道者，未必一张一弛，却往往视乎对象的性质而定。任何歌功颂德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享受仁爱的政策，哪怕是独裁者。
伏尔泰在一部名为《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的小册子中说：书籍驱除蒙昧，“而蒙昧从来就是控制完美的国家实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
一部阅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图书的遭受查禁，删芟，残损和毁灭的命运史。绝对的权力，要求一切读物都是官方读物。多种审查机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559年，罗马异端裁判所的神圣会议出版了第一本《禁书目录》，经过不知多少回的增补更新，至1966年6月才被最后废弃，其间居然延绵了400年！
此后，这种敌视知识和思想的野蛮行为并未绝迹，《禁书目录》仍然以不同版本在流行。从最早的莎草纸卷、竹帛，到装帧完好的现代书籍，布满无尽的灰烬，以及锁链的阴影。
马克思在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书报审查，尤其是“有害倾向审查”，使著作家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他指出，这种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不是惩罚行为而是惩罚思想的法律，乃是旁边置放着普鲁士绞架的出版自由。
他对书报检查官十分憎恶，讽刺为“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里山的人们”。他说，这些家伙太谦逊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躲起来，“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而政府知道他们”。
他还区分了书报检查中自由报刊外部与内部的限制。外部限制仅是官方限制，而内部限制，则更复杂也更严重。
法国大革命以血与火为自由和民主立法。
马拉波指出，报纸若无自由，其他法律将无效果可言。
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
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因为，从根本上被注销了自由权利的宪法不是宪法。
关于言论出版，世界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新闻出版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里，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植根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观念。一是苏德模式，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语言和思想，控制了全社会。个人的权利，更多的时候遭到各种以集体名义进行的扼杀。
极权国家由于过度重视意识形态，所以对书报特别怀有敌意，而必要采取审查措施。然而，在美国和西欧，检查制度已于19世纪全面瓦解；苏俄则一直维持至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
顺从与保守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类。
他指出，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