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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相信，在理论上玲姐像我一样明白，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不正常的，这跟一个年长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不谈理论。我准备了一些现实的例子：略萨和胡利娅姨妈，卢梭和华伦夫人，雅恩和杜拉斯，这三对名人中，女的都比男的年长10岁以上，相差最大的有４０岁（雅恩和杜拉斯）。有一次我看见一本电影杂志上刊载了“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和约瑟芬·狄伦的故事，狄伦比盖博大１７岁，他俩结成了夫妻，我买下了这本杂志，放在玲姐家的茶几上。我看见她拿起来翻了翻，放下了，然后又拿起来翻了翻，看了好一会，才抬起脸对我笑了笑，说：“你呀！”
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看一本围棋书，用两眼的余光观察玲姐的反应。玲姐忽然开口说一声“你呀”，让我准备好的话一哄而散了，像受惊的鸟群。
我知道，再谈下去，她脸上肯定又要出现阴影和泪水，我心里肯定又要升起阵发性的焦躁和迷狂，弄不好还要上升到“信任危机”的高度上去对抗。只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继续忍受着荷尔蒙的折磨，享受着来自一个年长女人能给予的种种美妙。时间涌起又落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一个个日子就已流逝不见。
两年后，一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进行的一项庞大工程，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项可以命名为“女朋友”的庞大工程。从平谷回来后没几个月，玲姐就已经选好了新目标，制定了新计划，然后让她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女朋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想我真是够粗心的，两年，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她对那个选好的女孩到底做了什么，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清楚。她对我进行的那些“新好男人”训练，我推测，可能正是那个工程的一部分。
那两年里，玲姐教给我各种有关女人的知识，她还教我做菜，教我说甜言蜜语，甚至教我育婴。她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要做有钱人，主要靠机会，但要做一个新好男人，不需要什么机会，只要有心学习，然后去做就是了。比如说小便的时候，你把马桶的垫圈掀起来，小便后记着把垫圈放下，这并不太费事，但这样的小事做成了习惯，一点一滴加起来，你就是一个新好男人。你不是有钱人，女人也会爱死你。其它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情人节不买玫瑰，太平庸了，应该写情书，做贺卡，录一首你唱的情歌，或做别的什么能表现创造力的事。再比如，打电话的时候多叫对方的名字。再比如，在浴室里装上有两个喷嘴的喷头。通向女人内心角落的门，一扇一扇打开了。每一项训练都不算困难，有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女人是玲姐的敌人，玲姐在教我征服这个敌人的各种方法。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引导我成长，教我做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生活在继续。我毕业、工作、和同学一起租房子。虽然有不少烦恼、压抑、秘密的颓废，但生活毕竟还没有向我露出狰狞的面目，世界还笼罩着一层彩色光晕。我乘公交车上班、下班，吃食堂或进馆子，差不多每个月郊游一次。我把未来放在未来，把过去放在过去，让现在不受挤压充分敞开，让梦想的种子落进时间的缝隙里……那时候我真年轻，看得见人生白嫩的根须在深入，在发展。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这年春天，我２１岁，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玲姐家里。冷清了一个冬天的牌局，在春天迅速升温了。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凑不够人数，一般我不会入局的，我宁愿去收拾餐桌上或厨房里留下来的残局。打牌，尤其是打“双升”，跟我喜欢的围棋比起来，完全是一种坐着打发剩余精力的体力活动。由于态度不端正，我打牌的战绩很不怎么样，我不得不上场的时候，往往只有玲姐不得不跟我做本家。
这天正玩着，一个戴铜镯子的女子走进来了，一进门就宣布自己得了感冒，正在打牌的女人们慌忙慰问了她一番，末了，玲姐问她这几天忙些什么，铜镯女子说：“拚命喝水！拚命撒尿！”
女人们都大笑起来，连平时懒得笑一笑的孙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搁在后脑勺那儿，全亮出来了。孙姐的搭档笑着直抹眼睛，空出来的那只手有意无意地压在孙姐亮出来的牌上。玲姐一边笑，一边夸：“还真是一副治感冒的水方子！”铜镯女子仿佛受到了鼓舞，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绕桌一周，要查看每个人手中的牌。轮到我时，我直接把牌交到她手里，说你玩吧。铜镯女子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真乖。她伸出戴铜镯子的那只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玲姐说：“明儿把小帅哥借我一天好不好？我想带他去逛街。”
玲姐收住笑，说：“打牌打牌，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还嫌感冒得不够严重啊？”说完又笑。铜镯女子乱笑个不停。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着打牌。她们常常停下来谈一阵子男人，然后打一阵子牌。铜镯女子嗓门最大，有十多分钟她差不多打一张牌出来就要骂一声“臭男人”，虽然并不是特定骂我，可在场的男人毕竟只有我一个。我去客房里躺下了，听见牌局散了，才走出来嘟囔了一句：“她以为她是谁呀！”
玲姐赶紧关上门，等牌友下楼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不该那么小气，“摸了一下头又有什么，你又没少一根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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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狗，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玩具或别的名称更不好听的东西，我不知道玲姐怎么笑得出来，还这样说我。经过一系列心理转换，我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生气，最后闷闷地走掉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她家里。
到了下个周末，玲姐打电话要我去的时候，我拿定主意，如果那铜镯女子还来打牌，我就不去。
我在电话里有点犹豫，玲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扯了几句别的，才说那个宝贝丁当不能来了，丁当出差了。丁当，就是那个铜镯女子的名字。
我笑了笑，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玲姐猜中了心思，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存在心里的不快好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点小气，然后又担心这小气的形象，会不会在玲姐那里真的凝固了。
拿上自己的包，走出公司大楼，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望着树上那些光秃秃的、错乱的枯枝，忽然想起南方小城的春天来了。
小城这阵子一定是春雨潇潇的情景，下一场雨，就等于是往植物上刷一层彩色油漆。三月底的北京，却还只是名义上有个春天，非得等到一场沙尘暴来遮人眼目，那些树枝才肯挂上肥大的叶子，突然出现的绿色总是浓得像幻觉。
出租车拐上二环，穿过了大半个北京，我脑子里还在响着小城的雨声，想着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城来了。
我来北京，差不多有五年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下火车，没有坐接新生的大巴，打了辆的士绕道天安门。的士上了长安街，开得很快，我觉得整个北京在我面前不停地打开、打开、打开……透过挡风玻璃，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在这座巨大而神秘的首都里，在一幢覆盖着爬山虎的居民楼里，在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分钟，妻子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爱嫉妒的孩子在一旁使劲地踩着一辆玩具汽车。现在五年快过去了，我跟玲姐的交往，差不多是我从这座城市里能得到的唯一温馨。
到了玲姐家，我正要掏钥匙，门忽然打开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长发女孩，虽然说不上非常漂亮，但非常清爽，身材均称结实。
女孩挽着袖子，双手湿湿的，胸前也湿了一大片。她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才慢慢撩开头发，露出被挡住了的半边脸，牵动嘴角笑起来。笑意很快溢满了整张脸。我像给温暖的水流冲了一下。女孩说，玲姐正在厨房里忙乎。正说着，玲姐拎着菜刀出来了。
玲姐说：“这是我表弟小天，这是许可佳。”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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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