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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２１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