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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过了多久，玲姐在电话那头叫了我一声：“小天。”
“嗯。”
“我只顾着自己呱啦呱啦的，你还没吃饭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以后再说这事好不好？”
“嗯。”
“你怎么啦，没事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我也快说累了。”
“嗯。”
她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电话，这次她没像往常那样说你先挂。她挂电话时，咔嗒一响，像什么东西给绷断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绕到平房前面，气味更难闻了。这才发现平房是座垃圾站，金属铁门紧紧关闭着，一把缠绕的链子锁被路灯照得幽幽发亮。
回到地铁站，我坐地铁到崇文门换３９路，一路上闷着，尽量不去想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玲姐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路过中国棋院时，想起有很久没见过常四段了，就下了车。常四段没有手机，没有传呼，要到棋院找他只能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下下棋，聊聊天，也许这个夜晚还不至于糟得一塌糊涂。
在棋院背后的教室里没找到常四段。Ｂ班有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常四段没来，这一阵子只有星期四才会来。我去D班门口站了站，朝那些东倒西歪的孩子望了一眼。玲姐刚来学棋时，就在这个班上。这个班上１０岁以下的孩子最多。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端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也有好几次没看见她。跟她认识后，才知道她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除了英语，还有舍宾，有美容，有英语，有电脑，有钢琴，有投资，有游泳，只有游泳和围棋坚持了下来。
玲姐经常笑她自己到处当学生，只有在我身上才能当一回老师。她给我上“新好男人训练课之神奇三字经：我爱你”这一节时，真是诲人不倦。她说女人对这三个字的需求，剂量巨大。接着让我和她一起练习。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感觉我的声带打了结，舌头也打了结，但我不愿意让她失望，一个人偷偷苦练。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我爱你！”虽然说得像个智障儿童，她还是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又回到Ｂ班，坐在一张桌子旁看人家下棋。两眼不时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日光灯下，一切还是从前那样，似乎没增加什么新设备，似乎我结业以后这里的时光就停止了流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停止流动，莫名其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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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碰了碰我，是刚才告诉我常四段没来的那个小伙子。他把我手中的《魅力》杂志要过去，翻了翻，然后坐在一边看得直点头。看见我要离开了，他站起来，一脸依依不舍的表情。我立刻把杂志送给了他，对他说，我看过了，难得你喜欢。
这个小伙子很快结了婚。他在婚礼上半开玩笑的介绍经验说，他是用《魅力》杂志上的技巧，把女朋友追上手的。他的女朋友在Ｃ班。听说婚后过得还不错，小两口偶尔去棋院露一下面。
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以后，接连几天，似乎就摆脱不了那股难闻的气味。第一次跟玲姐编那么多鬼话，那么一个结果，难以名状的种种感受混合起来，在心里发酵。失望是有一些的，对玲姐，也对自己。羞愧也有一些，免不了问自己：如果我魅力十足，哪里还用得上《魅力》杂志里的那些小花招？
关于魅力，玲姐曾经说过：一个“新好男人”，加上一条含金量高的脊椎，魅力挡都挡不住，走在大街上，脊椎会闪闪发光，人们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
“新好男人”，我还远远谈不上。脊椎里的含金量，更是远远不够。
记得谈起这些的时候我刚毕业，去通信系统公司应聘过两次，都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玲姐那么一说，我更抬不起头来。 我不是不知道，玲姐不肯跟我建立共同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无力撑起一个家庭。内心里我还是觉得，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应该也没资格跟她纠缠。
上下班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里，望着满街跑的奔驰宝马，望着街边肃立的高尚住宅，常常希望自己的目光能穿透汽车的外壳和楼房的墙壁，看清那些富人来钱的门路。我觉得他们多数跟我一样，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拥有的一切，我应该也能拥有。
通信系统公司的薪水还算不错，我每个月能存一点钱，可要靠薪水立业，就算手再紧一点，恐怕也是很远的事。也许，我应当像很多上班的男人一样，用业余时间搞点什么。觉得在围棋爱好上动动脑子应当像定式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再往下想几步，自然就想到了去请教一下常四段。常四段帮棋院办培训班，虽然没拿到银子，办这种事的经验应该还是有的。
星期四下午，正想请个假去棋院，韩总的秘书打电话来了。她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我笑了，很想对她说没空。可我知道说没空也没用，她那么问一下只不过是礼貌而已，韩总既然让她找我下棋，就算我真没空，她也会打电话给部门经理，让经理取消我的工作安排。再说我也不想为难她。她姓林，是一个平和大方的中年女人，能替我着想的地方都会尽量替我着想，每次找我，都是先打办公室的座机，再打宿舍里的座机，都找不着了，才会打我的手机。我对林秘书说我马上就去。
坐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一点一点调整心情。既然已经答应去了，我不想带着不快。路过洗手间的时候，我走进去，把剩余的不良情绪跟小便一起排泄掉。拿凉水拍了拍脸，朝镜子中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直到睫毛上颤动的水珠落下了，才慢慢走出来。
我不愿意跟韩总下棋，不仅仅是因为他棋艺差，应该说他还谈不上什么棋艺。我也谈不上。也不仅仅是因为同事的议论，跟公司高层从不来往的人，也会有人议论。主要原因，应该是差不多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提到玲姐，有一次还笑着问我，能不能约玲姐来手谈一局。我也笑了，说试试吧。说完，心里一沉，能感到他的话一直压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不会提到约玲姐来下棋的事，也不知道他提到了我该怎样回答。这事我跟玲姐讲过，玲姐说，告诉他，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定去拜访他。
我没把这话告诉韩总，担心他会追着问“你表姐什么时候有空”，那时候回旋的余地更小了。韩总５０岁左右，分管财务和人事，是公司的元老之一。不下棋的时候，粗豪爽直，批评下级如同争吵，你不跟他争吵他还会不高兴。下棋的时候，却柔婉细腻，半目地盘也会让他鼻尖出汗。通常情况下，我相信一个有棋瘾的人会把自己的性格主流搁在棋盘上，不这样，棋瘾也就没有根基。对这样一个上司兼“棋友”，也许悬而不决就是最好的回答方式，拖一拖，没准他自己就会忘掉或改变主意。
不过，对此我也没抱多大指望。那次他跟玲姐下围棋，是他平生第一次领略跟一个美妇人对局的旖旎风雅。先是在棋盘一角试试探探，小纠小缠，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两条大龙，不即不离，一黑一白盘旋飞舞到天元一带，才正式开始长时间的激烈撕搏——妙手如天女散花纷纷落下——猛然，两块大棋僵硬不动……再斗几个或急或缓的回合后，才渐渐进入收官阶段，棋子落盘，几乎悄无声息。
走进韩总办公室，没看见韩总，宽大的弧形办公桌后面，一张皮转椅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棋具已经摆在了长茶几上。里面套间里忽然传来轰隆的响声，是抽水马桶的声音。我从花架旁拖过一张椅子搁到茶几边，从棋盒里掂起一枚棋子捻了一会，啪地敲在厚木棋盘上，拿起来，再敲下去，觉得我一个人玩这么高档的棋具可能更畅快。
林秘书端着一盘水果走进来，说自己跟自己下棋啊。这才发现自己在复盘，已经把韩总险胜玲姐半目的那局棋摆了一半，听见套间里又一声轰隆，赶紧抹掉清空棋盘。林秘书泡了杯茶笑着递给我，问我能不能教她下棋。我说韩总就是现成的老师呀。她说，韩总教过她，可总是训她。我笑了笑，夸了夸她的衣服，岔开了话题。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带林秘书去棋院找常四段。在常四段那里，林秘书做了不到４个月的学生，接着，做了不到４年的情人，再接着，跟常四段一起陷入了一个我不愿详细描述的悲剧。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我没想到：这样一个常常在宴会上周旋、在商界翻滚的女子，和一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把人生搁在棋盘上的男子，两个人走到一起后，竟无处可去。
韩总从里间出来的时候，林秘书又提出了要跟我学棋的事，被韩总一阵哈哈打断了。林秘书站在一旁说笑一番，才轻手轻脚退了出去。我跟韩总继续说笑，天气，股票，围棋赛，除公司之外的一切。说说笑笑的，两个人就从隶属关系中慢慢退出来了，进入了可以对峥交锋的心态。
这次还是像上个月底一样，我让他两子。差不多每下一手棋，他都要凝神不动十几分钟才缓缓敲在棋盘上。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琢磨他，想知道这样一个谨慎精细的人，究竟是什么逼得他在公司里那样毫无禁忌。我觉得他要干不长了，在食堂的餐桌边，有流言说他已经失势，总经理和另外两个副总正联手搞他。
一局棋直到晚上十点才收完官，我小胜。林秘书打电话让食堂送来了晚餐。韩总吃着饭，不时走到棋盘前去瞧几眼，一层微微发红的空气凝结在棋盘上面。他也真够顽强的，让我快速宰他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只好学李昌镐的样子拿钝刀慢慢割他。下完了，他抹抹汗，说累得真舒服，像蒸了一次精神桑那。
这天晚上韩总没提约玲姐来下棋的事，让我放松不少。在送我回去的路上，林秘书却告诉我一个让我有点紧张的消息。公司决定抽调一批人去做销售员，名单中有我，地点可以挑，可以在北京本地，也可以去外地分公司，还可以拒绝不去做销售。正式谈话等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出差回来。
我乱七八糟地想了一通，想不出为什么让我去做销售员。
我请林秘书把车停在河边，说要下去走走。
林秘书点点头，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在这样的公司里；说我是一枚棋子都抬举了我。我笑了笑，问林秘书怎么看。
林秘书显得有些为难，她下车陪我在河边走了几步，朝河水中闪烁的光影望了一会，才说：“这事儿还真看不出什么，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
我没说话，幽暗中看不出河水在流还是没有流，有点臭味。
４年又４个月后，林秘书从她站着的地方下了水，一台沉重的电脑显示器吊在她脖子上。爱已离她而去，她不想独自活着受苦。她朝午夜的河心走过去，大约十几步后，她解开缠在脖子上的电源线扔下显示器走了回来。她实在忍受不了河水的臭气，趴在岸边的石阶上呕吐起来。
第四部分
林秘书走后，我又沿着河走了一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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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躺在床上，抓了一晚上脑袋，还是没抓出个主意来。早晨上班，看见公司里有一批人像我一样恍惚。午餐后，看见另一批人聚在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沉重悲愤，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不用说，上了销售员名单的也有他们。
如果不是拿准了要被提拔，在公司总部，几乎没有人愿意放下熟悉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做销售员。销售员基本工资低，主要靠提成，通信系统的单子一般比较大，小单扣掉交通费等费用几乎没有利，几个月做不成一笔是常事。当然也有人做上了瘾，后来不肯回头做设计这一块。
我又一次面临比较大的选择，连着几个晚上睡不好觉。２０岁出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事，一件事情带到了床上，差不多就是在床上撒了一把棋子，硌得人找不着入睡的姿势。有几次想爬起来给玲姐打电话，都忍住了。我知道，给她打电话肯定会弄得她也睡不好觉，说到最后，却又未必听她的。
大学快毕业那一段时间，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曾经让我和玲姐都很头疼。玲姐的意见是，大学生就业很困难，我应该考研，最好拿到博士学位，她说她可以从精神到物质都一直支持我。我却希望早点工作，早点跟玲姐在一起过日子。我说上了十几年学也该上腻了吧。
玲姐和我没有继续辩论，完全是因为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一个刚上大学的男孩爱上了一个比他大１２岁的女人，那个女人许诺男孩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跟男孩在一起。男孩发奋读书，拿着博士学位证书去找女人时，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