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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不容易弄好，虽然天气很冷，汗水却沿额头流下。抬头一看，补液不滴了，我几乎要崩溃！刚才第一次打就很勉强，现在再要我打一次完全是“mission impossible”。我沮丧地掰开他的手臂，试图再次寻找有可能注射的静脉。或许是上帝看我可怜，我把他的手臂这样一动，Murphy’s滴管里又有液体一滴一滴地滴下来。我伸手按按针头附近的皮肤，还好，没有肿起来。也许针头还是好好地在静脉里，刚才只是贴住了血管壁。我心里默念“感谢上帝”，一边小心地把被子盖回去。
大约半小时以后泰雅开始大量出汗，输入的液体似乎完全没有在他体内停留就从毛孔接踵而出。我量了一次体温，37度。
11。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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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值班夜间巡视病房时，常常看到陪夜的家属静默地坐在熟睡的病人身边。他们的脸上带着各种各样的神情，从怨恨、淡漠、厌烦，到怜悯、惋惜、祈祷，似乎没有人脸上带着“爱”。也许多数人觉得一个人成了病人就不是完整的人，不再是爱的对象，至多是个接受别人照顾的肉体。现在轮到我自己，静静地坐在泰雅的床前，我脸上是什么表情呢？我自己看不见，但我知道，那一定是爱。不是怜爱，怜爱是自恃清高的人对卑微者的俯视；也不是一见钟情的爱，那是幼稚的心被狂热燃烧转瞬即逝的火焰；更不是情欲的爱，他受伤的心也许终生都不能接受一点点哪怕来自自然的情欲。那就是爱，纯净的爱，来自内心深处不知名的地方的爱，你寻找它时它躲着你，你希望它降临时它不知在哪里，你伤痛疲惫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时，它却在朦胧中悄悄地告诉你：“活下去吧，至少还有我在。”你含着泪的眼睛眺望它声音的方向，只能看到它遥远的影子，而且由于眼中的泪水而分外模糊不清。为了它虚无飘渺的诺言，你会一直前行，就象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楼。也许你最终会衰竭而死在它怀中，在你奔向永恒的时刻它会给你无比安详无比宁静的感觉，就仿佛你真的已经得到它。在那刻，生和死还有什么分别呢？生，不就是感觉自己活着吗？
此刻我就在奔向无底的深渊，向着那五彩的宁静，庞大的温暖飞奔，我的速度是那样快，全身的血似乎都涌到头部，身体失去了重力的控制。即将得到的幸福和归属感是我的第一加速度。突然我中途受阻，狠狠地撞在岩石上，重力一下子全部回来牢牢控制住我而且比平时强大无数倍，使我感觉肢体无比沉重，呼吸困难，心跳加速。
我勉强翻了个身，稍稍解放一下压在当作枕头的报纸上麻木的耳朵。我一直很佩服能用瓷枕头睡觉的老太太们，她们的耳朵是特殊材料制作不怕压痛的吗？泰雅家没有第二个可供睡觉的地方，仅有的3把凳子高低和样式都不一样，即使并排放，也很难找到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姿势。我实在很疲倦，竟然枕着报纸在山峦一样的地方蜷缩着睡着了，还做了梦。我昏头昏脑，一阵发冷，不由得裹紧了毯子。几秒钟后慢慢清醒过来时，我摸摸身上，发现盖着泰雅的毯子。泰雅只盖着被子向里睡着。我抬头看看，发现500ml的盐水瓶空着。“该死！”我一下子从山峦上跳起来，我竟然让空气进入静脉，也许他已经栓塞致死！椅子发出的声音惊醒了泰雅。我急急冲向前，伸手摸向被子里。泰雅说：“当心手！针别在床单上。”“什么时候滴完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大概8点多吧。”“啊？现在几点啦？”我砖头看老式闹钟，时针指着12点。我埋怨道：“你怎么自己拔？怎么不叫我一声？”“你睡着了，叫你干什么？自己拔不就行了？”
我拔下别在床单上的针头，收起输液管和空瓶。尽管这不是一个输液针头而是缝被子的大针，别在床单上会让我联想起奶奶。我问：“你好点吗？”“好多了。”他说，“你不回家？”“打过电话说我有事不会去了。”“你冷吗？”他又问。我装做若无其事：“这个，无所谓…”话音未落就打了个喷嚏。他说：“这儿就一条毯子，一条被子，我也冷，不如合理利用资源吧。”“啊？”我愣了一下，开始没明白过来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怎么？我床上细菌太多？你不是已经给我擦酒精消毒了吗？”“啊，那个，那是为了降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他不会记得当时的事。
当然最后我没有拒绝他的合理化建议。多年住寝室的经验告诉我所谓单人床――即使是学校寝室那种特别小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睡2…3个中等身材的人，更不用说他的单人床比学校的要大一些，而且他很瘦。他也没有多余的枕头，所以我们只能睡一头，合盖被子和毯子。我穿着衬衣和棉毛裤挨着他，虽然房间里冷得象冰窟，到底有两个人的体温相互扶持，感到温暖了许多。被子里一股酒精的味道，混合着棕色合剂的甘草味，他身上总是有的淡淡的香气，依稀还有阳光的气息。
“忘记今天我说过的话吧。原谅我吧，泰雅，”关上灯，我默默地想，“都是因为我爱你。我不会再伤害你。”
不知怎么的我躺在温暖的床上反而睡不着。窗帘透出街灯的淡黄｜色柔光，偶尔可以听到汽车路过声和晚归的夜行人的脚步声。泰雅轻声问：“还没睡？”“你怎么知道？”“听上去和刚才不一样。”我一阵羞愧：“刚才在椅子上睡觉时打呼噜了吧？”他说：“我听呼吸就知道是不是睡着了。”我说：“你是有经验。”
该死！！
5分钟以前我还在暗暗发誓不再伤害他，现在却又揭他的伤疤！
“我…我是说…”我笨拙地试图挽回刚才说的话。但泰雅打断我问道：“后来那个是什么？象在北极洗阳光浴。”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晶晶亮，透心凉。”我给逗笑了：“还没人这么形容过消炎痛栓呢。”“什么？”他不解。我向他解释栓剂的主要成份和使用方法，小心没有提及我无意中的发现。
他说：“哦，那个也可以做止痛药是不是？”
“是，不过一般人都是口服，非常严重的又够不上用麻醉剂的才用这种。”
“好象我以前也用过，不过那日本医生连这是什么药都不肯告诉我。”
啊，原来他真的去过日本。我小心发问，希望能从他嘴里慢慢套出他的过去，省得我费心费力再胡思乱想东猜西猜。“你为什么用这个？”
“治肚子痛。都说日本的看胃肠病的很发达，看病也很贵，但是看了几次，都诊不出是什么病，吃过各种药都不见好，最后医生答复我说直接吃止痛药算了。可是吃下止痛药也没什么用，一个医生就开了这个。虽然用了好一点，我怕会是要上瘾的药，问了医生几次他们都不肯说，后来就不敢再用。”
“你怎么会得上这病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真要知道？”
“是！”我迫切的声音又干又紧，象我激动的心跳一样短促。我既不想保留警察硬塞给我的道德气十足的观点，又害怕听到自己无法接受的“真实”体验。他幽幽地说：“警察也找过你吧？他们告诉你那么多，倒没说起我的病？”我愧疚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开口的时候，他慢慢地说：“由别人说了让你胡思乱想，还不如我自己来说。你可听仔细了，我不会说第二遍。”
这一夜他说了很多，其中只有因为嘴里破溃的地方过于疼痛停过几次。也许他一生都不曾一下子说那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事。如果他那么坦率地告诉警察他做过这样那样的事，为什么做这些，警察还会死逼他吗？也许警察认准了什么就不会放，无论究竟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对于警察来说，不是正确的，必然是错误的。不是对社会有益的，必然是有害的。
泰雅14岁时陪堂妹去考当时非常热门的“小荧星”艺术团，录取比例达1：500。堂妹没有考取，招生的老师却对泰雅有兴趣。虽然因为年龄偏大家境又贫寒，最终没有去成，他开始喜欢歌舞，常和几个同学一起琢磨港台歌星的舞步，因为不知道有“对口形”的方法，刻苦锻炼身体期望能够边唱边跳。中学和区少年宫里也有舞蹈团，但对于一个到了17岁身高还只有1米55的男孩来说，机会实在太少。少年的明星梦自然被沉重的学业压到最低限度。但希望就象墙缝里的树种，总会探头张望大千世界。就在高考前几个月，泰雅开始象春天的竹林里最后一棵钻出地面的笋一样飞速生长。那时听说广州一个台湾人投资的演艺公司在本地招考年轻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如果培训后成绩优良可以去台湾发展。负责登记的人误把他的年龄写成15岁，他正在变声的嗓子使招生人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在同去的同学中他是唯一被录取的。他觉察到年龄可能是他被录取的关键原因，就托辞证件遗失，招生人也没有深究。
经过激烈争吵，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孤独伤心的父亲，背着一个牛仔包跟经纪人去了广州。经过一些训练，取了“丰城俊”的艺名，和另外5个来自广东、福建的14…16岁的男孩组成“青苹果”乐队。然而明星之路比预想的要艰难许多，虽然大家都抱着同样的梦想努力了2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为综艺节目或港台歌星的演唱会伴舞，一直没能出唱片。台湾的老板也迟迟没有露面。开始有人觉得上当了，队员们陆续离开了乐队。他抱着一线希望留在经纪人身边。最艰难的时候挨街在酒家表演，睡在酒家厨房的阁楼里。广州的夏天非常闷热，厨房的阁楼里温度达到40度，如同每日洗桑拿。有一天他睡觉时感觉凉爽，醒来发现腿上缠着一条蛇。重获自由大概使蛇心情非常好，居然和他相安无事地同床共眠。
也许是上天怜悯（或者说是魔鬼诅咒）台湾老板终于出现了，一眼相中这时已经出落得目若朗星眉如弯月身材修长的泰雅，原意送他去台湾继续发展。因为他离家在外没有身份证，经纪人重新给他办了一套证件，在泰国转了一圈，通过若干种方法，最终把他弄到台湾。证件上他的年龄还是15岁，他就这样被安排进一个叫“美少年梦工厂”的演艺公司，成了“反斗组”最“年轻”的队员。
演艺公司按照日本的事务所制度管理，无论演出与否出票情况如何都有工资可拿，当然数量十分有限，艺员的生活则完全军营化。在不演出的日子里，每天早早起床跑步，健身，上午学舞蹈、日语（当时台湾很多演唱组翻唱日语歌，也常直接唱日语歌），下午唱歌、表演，晚上学化妆。不许抽烟、喝酒、搓麻将、泡妞、擅离宿舍。演艺公司和日本的事务所有合作关系，常听说某某学兄某某学姐被日本人挑中去日本发展，挣了大钱。
开始他很兴奋，觉得象是上了正规的大学，多年的努力也有了更明确的目标。但台湾演唱组多如牛毛风格相近，演出的机会仍然不多，录制的单曲从来没有上过排行榜前100名。慢慢的严明的纪律开始松懈，队员们排练迟到、晚上逃课成了家常便饭，演出越来越少，演出的地点从体育馆渐渐又沦向餐馆。向上爬的梯子似乎就要断裂，只剩下去日本这个横档还比较结实。
又是上天怜悯（或者说还是魔鬼诅咒），日本赫赫有名的MICHEL事务所老板喜多川为属下著名艺人近藤真彦访台演出来到台北，在看了各公司送上的无数青春组合表演录像带后，吃晚饭时提出当晚8点前要见一见反斗组成员。那天恰好其他成员都不知去向，只有泰雅和另一个队员2人。怀着忐忑不安的窘迫心情，穿着有些过时的演出服， 2人踏入了喜多川的包房。因为紧张和缺乏其他队员的配合，泰雅觉得表演一团糟，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得到了为近藤真彦暖场演出的机会。更出人意料的是，演出后不久，经理让他请客，因为日本MICHEL事务所愿意签约，和他一个人。那夜，他花完了1年多的积蓄，那夜，他第一次喝醉。
“咦，你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