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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进来，踊跃捐款。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会，因为李思明的关系，许多出身军人的企业家们也参与进来，比如跟李思明有亲密合作关系的几位当过兵的老总也慷慨地捐款。这正应了李思明当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时的关于企业管理的断语：企业应向解放军学习。军人出身的著名企业家实在是不少，包括国外也一样，这不得不让人思考这其中的学问。
集腋成裘，这是个好事。但是事情总有两方面的，总是有人想搞投机。知青联谊基金会真正为中国普通大众所熟悉，正是缘于1995年生的一个名誉侵权案，而轰动全国。
事情很简单，某位知青企业家在这年的8给陈诚基金会捐了一些钱，还不是会员——会员不是基金会创立者之一。就是后来踊跃捐助并且很热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没有资格被吸收为会员的。后来人们也才知道，这位所谓“知青企业家”只不过下乡插队了不到半个月，就很有门路地返城了，而他给基金会捐款也不过一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位“企业家”显然很有头脑，利用媒体枪手长篇大论地颂扬自己的“德行”，那给基金会捐款的数额很奇妙地变成了一百万，并且为自己生产的某种保健品冠名为“知青基金会唯一推荐产品”。结果有人买了这种保健品，没长生不老，却喝出病来。
有人将这个信息反馈给陈诚，陈大会长这才知道了事件对基金会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也很后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实广告宣传，并且登报道歉，但没想到此人却很不识趣地派爪牙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打成重伤。
陈大会长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这是基金会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向当地的法院提出控告，并要求此人一次赔偿名誉损失一千万，并且承担两位受伤工作人员的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五百万。本来这喝保健品喝出病来。就在当地引起了很坏的社会影响。而这个名誉侵权案更是引起了轰动。因为单单这个名誉侵权的赔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是个很吸引眼球的新闻，人们众说纷纭。而媒体也是很积极地宣传着。知青基金会虽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她的能量却也不容小觑，她地知青会员们。都是从事着各种职业，有国家干部，有新闻编辑，有教师有作家有画家，也有企业家，还有很普通的工人。殴打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就是殴打了这些会员，他们感同身受，更不允许有人企图破坏这个基金会的名誉，纷纷各展所能，掀起了舆论的批评力量。更让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基金会捐助地人，何止一万，这些人又引发了更多地人，而且这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长。在媒体大讨论地同时，每天都有无数地声援信件，如雪花般飞向了事件发生地的法院，当地法院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清点这些声援信件，压力巨大。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知青基金会是何方神圣？这一千万是不是有点高了？普通的中国人也是从此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我们基金会从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过一万五千人，而我们在全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和三个直辖市外，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至少无偿建立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受益学生达到了7万人。我们至今已经累计拨出了50元人民币。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果这当中有人成为大科学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为一个技术精湛的医生，将许多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难道这不值一千万？
我们的许多知青会员，都热心地为基金会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劳苦地投身这种爱心事业当中，并且赢得了无穷的良好声誉，这难道可以用钱来衡量？
我们的工作人员，投身于基金会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无私的爱心去关心和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这种爱心难得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因此我们提出我们的赔偿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认为这些钱就能挽回我们基金会的损失！”陈大会长这么解释。
50亿元，当然不是可以简单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尤助，更何况这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很想知道这些钱是从何处而来。
事情发生到顶峰的时候，李思明正在欧洲各国进行访问考察，他得知这一名誉侵权案的消息后，立刻做出指示：
“
的发生虽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教训，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我们过去还是太封闭了。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也不要太谦虚，惮于展示自己地成绩。我和曾智他们几个虽然捐给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也不在乎那个‘伟大博爱’的名声，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并且参与进来，我们不会羞于高调宣传自己，但也要让世人了解我们基金会的原则，这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让他后悔。让他损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号，其实也相当地不错！”
陈大会长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调宣传基金会的组成以及资金的来源，人们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思明早在1983就开始了默默无闻的公益事业，而那时，他手头并非太宽裕。而一系列的慈善案例，也因为有更多的媒体报道，而为人所知。甚至还有无数的人“现身说法”，极高地评价基金会的伟大。这虽然也有宣传地嫌疑，但是正面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结局了，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力量让那位沽名钓誉者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业务完全停顿。谁还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车被不速之客给轧破。就是他家里地大门口也被人画上了个大乌龟，质监局上门查封设备。税务局上门来查有没有偷税漏税。总之只能宣布破产。这位老板哀叹：“我好不容易人品爆发，吐血捐了一万块。怎么就捐给了李思明这位超级大富豪？这不是班门弄斧，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个人生前无论他是多么的荣耀，拥有多么巨大地财富，其实在他死亡之后，也不会比别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只能便宜了盗墓贼，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尸横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将自己地财富捐出，让贫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让失学者重新拿起书本，让更多地人因为你而获益，那才是永生！
对于李思明及他的创业伙伴来说，这50亿只不过是一个来会更多。在保证自己事业发展的同时，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红，他们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他们这些行为，让那些即使是对李思明这样的巨富曾经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够以身作则的，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引起了社会对于有钱人的财富进行了讨论，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能看到有钱人出点血，看着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从来就“一毛不拨”的有钱人，就很郁闷了：
“他李思明当然有资格这么说了，只要有人卖，他即使是去买一艘航空母舰来当游艇，买一百辆二战坦克开几场免费展览会，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小老板，挣点钱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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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基金会的每一笔钱的用处，也都一一公示出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让更多的有钱人或者普通人，也乐于为这个基金会捐款。当然李思明也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得低调。
“我看咱们还是得高调一些，多宣传一下，将来还要有自己的网站，进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钱人相互竞争，建个中国慈善榜，那就最好不过了！”回国后的李思明在某次公开场合说道，“想沽名钓誉，也要在我们限制的范围内高调宣传。”
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既不能让捐献者太嚣张，也不能让人家太默默无闻。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会有企图的，知青基金会也满足这些人对于名誉的要求，但严禁捐献者有跟商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
虽然这减少了投机的行为，但是由于知青基金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她强大的公信力，富豪们也打破头想挤进这个排行榜，因为他们发现排在前几位的总是那些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与这些人为伍，那才是有面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则因为这个排行榜也赢得了大量的现实利益，因为人们包括外国人也都很愿意跟这些人谈生意谈合作，当然李思明和他的亲密创业伙伴永远排在前六名。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咱们有个好处就是，咱们不缺那几个钱，你想捐，我还不一定愿意收呢！”陈诚对着媒体这样自信地说道，他恐怕是全中国最“嚣张”的慈善事业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满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寻根之路。
第四卷 纵横四海 第二百二十一章 一路向北
金秋十月的下旬，一年当中最绚烂的季节，李思明踏上了通往北国的寻根之路，他已经迫不及待了。除了刚结婚那会儿，这是他第一次对某个地方充满着向往之情，甚至让他自从和妻子计划回黑龙江看看以来，就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这次远行。
陈大会长给予了鼎力相助，他不是大兴的知青，是更远的原抚远地区的知青，但是他利用基金会分布全国的组织力量，加上热心的钱大海的摇旗呐喊，一传十，十传百，前大兴的知青们都知道了李思明这次真的要亲身前往了，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国外，无数的人打来电话，确认行程。
这事闹大了，李思明本来只是想，也就是曾智、徐大帅、张华、袁侯还有各自的太太们一同前往而已，这下动静闹大了。
“干脆包一趟专列，沿途谁赶的上，就上来一同前往。”钱大海在电话中说，“你们是大财主，也是地头蛇，你们找深圳铁路部门，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这事，是不是太招摇了？”徐大帅问道。
“招摇？不，人多才热闹呢，才更有意义，要不是有你们的号召力，哪能聚这么多人，很久没看到这样热闹的场面了，我很期待啊！”钱大海在电话中哈哈大笑，“再说，这还省了大家的车票钱。以后恐怕就很难再一次让大家都聚这么齐！”
“那好吧！”徐大帅觉得这样也很有道理，他也很想见见许多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他的知青朋友要比李思明认识地还要多。比如陈诚就是因为徐大帅，李思明才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于是，在这丰收的季节，一列开往黑龙江的全卧铺专列由深圳始发，一路向北，带着他们的思念与期盼，向着遥远的北方进发。
原大兴的知青多来自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但是这么多年来，求学、就业、从商、工作调动或者投靠亲友。成员们早已经分布全国，人们从全国的各地向着这趟专列的沿途经过的最近地车站集结。就如同他们当年人生的第一次远行一样。只是已经是物是人非，他们都早已经人到中年。有地甚至已经两鬓花白，心情却又一次如青春年少的年代那样充满着激动与豪迈，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地峥嵘岁月。
人们见面都是很有特色：
“为了革命！你是大兴哪部分的？”
“感谢毛主席！我是57团1营1连的，你是哪部分的？”
“我是一排的张大山，你是机修班的爱钓鱼的‘姜子牙，吧？”
“嗯？我这外号已经很多年没听过了！”
也许要不是这次机会，这些曾是出自同一支生产建设兵团地前知青们，恐怕在人生旅途中无缘再一次相见。有人鬓角的华发已经早生。有人的脸上就是用最高级的化妆品也无法消除岁月的痕迹，他们已经不再年轻，尽管许多人诸如李思明也不到四十岁，但年轻时的音容笑貌都已经成为往事，变得模糊不清，“笑问客从何处来”。只能从老相册里才能寻找到过去地记忆。
那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再也舍不得放下，那模糊的面容只有经过一点提示，才会跟脑海中地记忆吻合在一起。
“老家伙。当年打扑克，你还欠我一包烟没还我呢，这么多年，这利息少说也有一条‘中华，了吧？”
“小东西，我可逮着你了，当年你偷走我的情书，这么有价值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帐呢！说说看，这精神损失怎么算？”
曾经的好朋友、政治竞争对手或者某种敌人，如今都早有人过中年，昔日的青涩与躁动，还有或腼腆或冲动的神情，早已寻找不到。当某人偶尔提及早已经忘记的历史旧闻，才人忆起那段青春热血的岁月和往事。
按照曾经所在的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