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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有几个鲜黄色的橱柜，地上铺着白色的油毡。什么都没有变。橱柜上的漆是我母亲18年前刷的，她想给房子里面引点儿阳光进来。隔壁巴掌大的家庭娱乐室的壁炉上方挂着一排照片，第一张是查理和我妈妈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照，然后一张是我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医院的合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护士帮忙照的，接着的一连串全都是我在学校里的照片了，最晚的一张是去年才照的。这些照片可寒碜了——我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让查理把它们挪到别的地方去，起码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挂着。
在这栋房子里，谁都不可能看不出查理从来都没有真正把我妈妈忘掉过。这令我很不自在。
我不想太早去上学，可我没办法在这个房子里多袋了。我穿上了外套——给人的感觉有点儿防毒服的味道——一头冲进了雨里。
仅仅是还在下着一点儿毛毛小雨，我取下钥匙再把门锁上这么短时间，是淋不透我的。房子的钥匙一直藏在门边的屋檐下面。我的新防水靴溅起的泥水很恼人，听不见一般情形下脚底砾石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不能像心里希望的那样，停下来欣赏欣赏我的卡车。我着急着呢，恨不能赶紧从这盘绕在我脑袋周围，缠住帽兜下面的头发不放的雾霭中摆脱出来。
卡车里面倒是很干爽。显然，不是比利，就是查理，已经把车清洁过了，不过装了软垫的皮座椅还是能闻到些许的烟草、汽油和薄荷油的味道。令我感到安慰的是，发动机一打就着，不过声音很大，刚发动时突突作响，空转时更是达到了最大音量。嗨，这么老的一辆车肯定有一两处缺陷的。嘿，那老掉牙的收音机还响呢，这可是一笔意外收获呀。
找到学校没费什么事，虽然我以前从未去过。学校和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就在公路边上。它不太看得出来是所学校；幸好看见了那块上面写着福克斯中学的牌子，我才停下来。它看上去就像一溜用栗色砖修建的配套用房。这里有许多树和灌木，一开始我没能看清学校的规模。这哪里有什么教育机构的感觉？我感觉倒是很怀旧。铁丝网栅栏在哪儿？还有金属探测器呢？
我把车停在了第一栋楼前，楼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有“行政办公室”字样。不见有别人把车停在这里，所以我断定这里肯定是不让停车的，不过我还是决定去问问路，而不要像个白痴似地在雨中绕圈子。我不情愿地从舒适温暖的驾驶室出来，上了一条有深色栅栏的小石路。开门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
里面灯火通明，而且比我想象得要暖和。办公室很小；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区，放置着一些带衬垫的可折叠椅子，地上铺着橘色斑点的商务地毯，布告和奖彰混乱地贴在墙上，一个大立钟发出清晰而响亮的滴答声，在大塑料罐子里的盆景生长得异常茂盛，好像这里户外缺乏植被似的所以它们才在这里长得到处都是。这个房间被一个长柜台分割成两部分，柜台前凌乱地放着装满了纸张的金属网篓，台子的前面板上用胶带胡乱地贴着色彩明亮的广告传单。台子后面有三张办公桌，其中一张被一个大个子的，红发戴眼镜的女性所占据。她穿着一件紫色的体恤衫），这件体恤衫让我立刻觉得自己穿得太多了。
她抬头看着我：“你有事吗？”
“我是伊萨贝拉·斯旺，”我通报了姓名，看见她的眼中立即闪过明白了的眼神，我料想，无疑我已经成为了这个小镇上闲聊时的话题，警长轻浮的前妻的闺女，终于回家来了。
“当然，”她说道，她在自己办公桌上一堆早就有所准备的文件中翻了半天，才翻到了要找的那几份，“我这就把你的课程表给你，还有一张校园的地图。”她把好几张纸拿到台子上给我看。
她帮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课程，在校园地图上把上每一节课的最佳路线都一一标了出来，然后给了我一张纸片让每个老师签字，要我在放学前再把签过字的纸片交回来。就像查理一样，她冲我笑了笑并希望我喜欢福克斯。我也冲她笑了笑，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她相信我的微笑不是装出来的。
我出来朝车边走去时，别的学生开始到校了。我开车沿交通线绕学校转了一圈。我高兴地看到大多数的车都跟我的车一样破，一点儿不浮华。在凤凰城，我住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低收入的居民区中的一个居民区里，而这些居民区都隶属于天堂谷行政区管辖。在学生停车区，看见一辆新梅塞德斯或者保时捷是很寻常的事情。这里最好的车是一辆亮闪闪的沃尔沃，鹤立鸡群。不过，一到停车位我还是马上就把火熄了，省得它那雷鸣般的声音把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
我在车里看了看校园地图，想当时在车上就能把它记住；这样的话，就有希望不需要一天到晚走到哪里，都得把它贴在鼻子前面了。我把所有的东西塞进了书包，将书包带子挎在了肩上，吸了一大口气。我可以搞定，我底气不足地对自己撒了个谎，没有人会把我吃了。最后，我深呼一口气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往人行道那边走去的时候，脸一直缩在帽兜里面。人行道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孩子。我朴素的黑夹克并不显眼，降低了我受到关注的可能。
一到自助餐厅，3号楼一眼就可以看到了。东边的角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方块上用黑漆写着偌大的一个“3”字。快到门口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渐渐有点急促了。我跟在两个穿着男女皆宜的雨披的学生后面走进教室时），我尽力屏住了呼吸。
教室不大。我前面的那两个人一跨过门就停了下来，把雨衣挂在了一长排钩子上。我也跟着她们那样做了。那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棕红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皮肤也很苍白，一头闪亮的褐发。起码，我的皮肤不会很显眼了。
我把纸片拿上去交给了老师，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名牌，写明自己是梅森先生。看到我的名字后，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是什么鼓励的反应——我自然刷地一下子红了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不过至少，他没有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直接把我打发到后面的一张空着的课桌上去了。坐在后面，增大了我的这班新同学盯着我看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到了。我一直低着头，看着老师发给我的阅读书目清单，都是相当基础的：勃朗特、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我全都读过了。这很令我欣慰……同时又让我觉得厌烦无聊。我不知道我妈妈会不会把我原来写的那一夹子论文给我寄过来，或者说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那是作弊。老师嗡嗡嗡地讲他的课时，我在脑子里跟我妈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下课铃响了——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一个瘦长瘦长有皮肤病、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对我说。
“你是伊萨贝拉·斯旺，对吧？”他看上去像那种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的人。
“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
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府课，有关杰弗逊政府的，在6号楼。”
往哪个方向看，都避不开好奇的眼神。
“我去4号楼，可以告诉你怎么走。……”确实是过分热情，“我是埃里克，”他补充道。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谢谢。”
我们取了上衣，出来走进了雨中，外面早就又下起来了。我可以肯定，我们后面有好几个人跟得非常近，可以偷听到我们说的话。我希望自己不是在犯多疑症。
“这么说，这儿跟凤凰城很不一样喽？”他问。
“非常不一样。”
“那儿不怎么下雨，是不是？”
“一年三四次。”
“哇塞，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感到很惊讶。
“阳光灿烂，”我告诉他。
“可你晒得也不怎么黑呀？”
“我母亲是半个白化病患者。”
他担心地审视了下我的脸，我叹了一口气。乌云跟幽默感似乎不相溶。几个月下来，我已经不会说挖苦话了。
我们绕着自助餐厅往回走，去往南边体育馆边上的教学楼。埃里克把我一直送到门口，尽管楼号标得清清楚楚。
“好了，祝你好运，”我拉把手的时候他说，“说不定我们还会一起上别的课。”他说得满怀期待。
我给了他一个生硬的微笑，进了楼门。
这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样过去的。教我们三角的老师是瓦纳先生，不说别的，就因为他教的这门课，我无论如何都会很讨厌他的，他也是唯一一个要我站到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的老师。我说话结结巴巴的，脸也红了，而且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还让自己的靴子给绊了一下。
两节课下来，每个班上我都已经认得好几张面孔了。总有某个胆子比其他同学都大一点的同学，会向我做自我介绍，问我喜不喜欢福克斯。我试图回答得很圆滑，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说了一大堆谎话。起码，我从来就没需要过那张校园地图。
有一个女同学上三角和西班牙语这两门课都坐在我的旁边，她还和我一起去自助餐厅吃午饭。她个头很小，比我五英尺四的个头儿要矮好几英寸，但她那一头乱蓬蓬的鬈发把我们在身高上的差距缩小了不少。我记不住她的名字，所以她唧唧喳喳地谈论老师和同学时，我都会微笑和点头。我并不想听下去。
我们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我和她坐在桌子的一头，她把这几个朋友都介绍给了我。他们的名字，她说完了我也就全忘了。他们似乎很钦佩她跟我说话的勇气。英语课上的那个男同学埃里克，在餐厅的另一头冲我挥了挥手。
就是在那里，我坐在餐厅吃午饭，试图跟七个好奇的不认识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坐在自助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在这间长长的屋子里距我坐的位置最远的地方。他们一共5个人。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吃东西，不过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盘没有动过的饭菜。他们没有呆呆地看着我，不像绝大多数别的同学那样，所以，盯着他们看很安全，无须担心和那些非常好奇的眼神接触。但吸引了我注意的并不是这些，我开始留意他们。
他们丝毫没有相似之处。三个男孩子中，有一个块头很大，肌肉看上去像一个结结实实的举重运动员，一头黑色的鬈发。另外一个高一些，瘦一些，但也很强壮，一头绝妙的金发。最后一个瘦长瘦长的，块头小一些，一头不整洁的古铜色头发。他的男孩子气比另两个更重一些，而另两个看上去像大学生，甚至像这里的老师而不是学生。
两个女孩子截然相反。个头高的那一个体型犹如雕像般的匀称。她身材优美，就像《体育画报》泳装专刊封面上的那种，就像每个女孩子只要跟她袋在同一间屋子里自尊心就会备受打击的那种。她有一头金色的齐腰长发，飘逸地披在背后。矮个子女孩则像个小精灵，奇瘦，五官很小。她留着一头深黑色修剪得参差不齐的短发，指着每一个方向。
可是，他们又都有完全相似之处。他们每个人的皮肤都有一种近似病态的苍白，天底下所有的学生中最苍白的都生活在这个没有阳光的小镇。比我这个白化病患者还要苍白。尽管他们头发的色阶范围不一，可他们都有如同黑曜石般的眼眸，并且在他们的眼睛下都有深暗的阴影——瘀伤那样的紫色，好像都失眠了一宿似的，或者好像鼻子尚未痊愈似的。尽管他们的鼻子，也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全都是直直的无可挑剔的尖鼻子。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我不能把目光移开的原因。
我之所以盯着他们瞧，是因为他们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的脸都美极了，美到了人间不觅的程度。这是一些或许只有在时装杂志的喷绘页上才有希望看到的脸。或者说是技术娴熟的画家描绘出的天使的脸。很难说谁最美——也许是那个无可挑剔的金发女孩儿，或者是那个古铜色头发的男孩子。
他们全都望着一边——没有看着对方，没有看着其他的同学，也没有看着我所知道的任何某样特别的东西。我注意到，小个子女孩端着盘子站起来了——苏打水原封未动，苹果一口没咬——用一种轻灵而优雅的，仅属于T型台走秀的步伐，大步走开了。我吃惊地看着她那柔软灵活的舞步，直到她把自己的盘子倒掉，然后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速度快得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把目光迅速移回到了其余的几个身上，他们仍坐在那里，没有丝毫改变。
“他们是谁？”我问西班牙语课上的那个女孩儿，她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