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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车停在了那个巨大的停车楼的四层。我负责带路，因为我曾来过这里，所以比他们更熟悉周围的环境。我们坐电梯到了三层，那里是乘客办理行李托运的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爱丽丝和贾斯帕都在看着即将起飞的航班办理登机手续的情景。我能听到他们在讨论着纽约，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的优点和缺点。我从没见过那些地方。我再也不会有机会见到的地方。
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我的脚不听使唤地打着拍子。我们坐在金属探测器旁的一排排椅子上，贾斯帕和爱丽丝假装在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实际上却是在监视着我。这真让人绝望。我应该跑吗？他们敢在这样的公共场合阻止我吗？又或者他们只会跟着我。
我把那封尚未署名的信封从钱包里拿出来，放到爱丽丝那只黑色的皮包上。她看着我。
“我的信。”我说道。她点了点头，把那封信收到皮包最外面的夹层里。他很快就会看到它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爱德华的到来越来越近了。这实在是件惊人的事，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知道他就要到来，都渴望着他的到来。这让事情变得很棘手。我发现自己试图想出留下来的借口，想要先看他一眼，再脱身而去。但我知道，只要我有任何机会脱身，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爱丽丝几次提出要陪我去吃早餐。再等会儿，我告诉她，我还不饿。
我盯着到达航班布告屏，看着一个又一个航班准时抵达。从西雅图飞来的航班越来越靠近布告屏的顶端了。
然后，当我还剩下三十分钟可以脱身的时候，屏幕上的数字变了。他的航班提前十分钟到达。我没时间了。
“我想我现在需要吃点东西了。”我迅速说道。
爱丽丝站起来。“我和你一起去。”
“你介意让贾斯帕陪我吗？”我问道。“我觉得有点……”我没把句子说完。我眼里的狂乱已足以表达我没有说出的一切。
贾斯帕站了起来。爱丽丝的眼里写满了困惑，但令我宽慰的是，我看到她眼里并没有怀疑的痕迹。她一定把自己所预见的改变归咎于追随者的某种阴谋，根本没想到是我的背叛。
贾斯帕沉默地走在我身旁，他的手轻轻点着我的背，就好像他在给我领路一样。我假装对最先遇到的那几家机场咖啡屋毫无兴趣，我的脑子在搜寻着我真正想要的某物。然后，我找到了，就在拐角处那里，在爱丽丝锐利的目光所及范围之外：三层女化妆间。
“你介意吗？”当我们走过那间化妆间前时，我问贾斯帕。“我只占用一点点时间。”
“我会在这里等着。”他说道。
身后的门刚刚关上，我立刻狂奔起来。我还记得，上次我曾在这个化妆间里迷路，因为这里有两个出口。
出了远处的那个门，只需再冲刺一小段路就能到达电梯。如果贾斯帕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待在那里等着的话，他绝对不会看见我。当我奔跑的时候，我没有回头张望。这是我唯一的几乎，即使他看见我了，我也得继续跑。人们都在盯着我看，但我不去理会他们。拐过拐角，电梯正在那里等着，我夺路狂奔，把手伸进那架载满了人的下行电梯即将关闭的门里。我用力挤进那群愤怒的乘客里，看了一眼按钮板，想知道一层的按钮是否已经被按下了。那个按钮已经亮了起来，电梯门关上了。
一等电梯门打开，我又挤了出去，身后传来一阵恼怒的喃喃低语声。当我从自动扶梯上穿过安保岗时，我放慢了速度。当出口出现在眼前时（出口在望时），我又狂奔起来。我已经来不及细想贾斯帕是否正在找我了。
如果他循着我的味道跟着我时，我就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了。我冲向自动门，因为它们打开地太慢，我还差点撞到了玻璃上。
在拥挤的马路旁，我一辆的士都没看见。
我没时间了。爱丽丝和贾斯帕就要知道我的逃跑了，或者，他们已经知道了。只需一下心跳的时间他们就能找到我。
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辆去往机场宾馆的穿梭巴士刚刚关上门。
“等一下！”我大喊着跑过去，一路冲着司机招手。
“这是去往机场宾馆的穿梭巴士。”司机用困惑的声音说着，打开了门。
“是的，”我怒气冲冲地说道。“这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赶忙奔上那几级踏板。
他斜着眼看着没带任何行李的我，却只是耸耸肩，懒得发问。
大多数的座位都空着，我尽可能地坐得离别的乘客更远些，然后看向窗外。第一眼先看人行道，再看机场，然后我的目光在这两者之间游离不定。我情不自禁地想象着爱德华的样子，想象着他追随着我的踪迹，然后站在了马路边上的样子。我还不能哭，我告诉自己，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的运气显灵了。机场宾馆的门口，一对看上去很疲惫的夫妇正在把他们的最后一件行李从一辆的士的后备箱里拿出来。我跳下穿梭巴士，奔向那辆的士，迅速坐进司机身后的那个座位上。那对疲倦的夫妇和那个穿梭巴士司机都盯着我看。
我把我妈妈的住址告诉了那个一脸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我要尽快赶到那里，越快越好。”
“那可是在菲尼克斯。”他抱怨道。（菲尼克斯是凤凰城的老城区，也是市中心。）
我把四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扔到前排座位上。
“这些够了吗？”
“当然，孩子，没问题。”
我坐回座位上，双臂交叠着抱住膝盖。熟悉的城市开始包围着我，但我根本不想看出窗外去。我努力让自己保持自制力。既然我的计划进行得如此顺利，我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在这个时候崩溃。让自己沉浸在更多的恐惧和焦虑中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现在我所能是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不再惶恐，而是闭上眼睛，用那二十分钟的车程尽情想着爱德华。
我想象着自己留在机场，与爱德华相见。我想象着，自己会怎样踮起脚尖，想要早些看见他的脸；他会怎样迅速而又优雅地穿过分隔着我们的拥挤的人群。然后，我会像平常一样鲁莽地冲上前去，走完我们之间的最后几步，然后落入他大理石般的怀抱。最终，我会平安无恙。
我想知道我们将会去那里。也许是北方的某个地方，这样他就能在白天外出。又或许是某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再次躺在阳光下。我想象着他在海滩上的样子，他的肌肤会像海水一样闪闪发光。我不在乎我们得躲藏多久。和他一起困住宾馆房间里的时光一定宛如天堂。我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想要问题。我可以一直和他谈话，永远也不睡觉，永远不离开他身边。
现在，（在我的脑海里，）我是如此清晰的看到了他的脸……几乎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尽管有如此多的恐惧和绝望，我依然抓住了这短暂的欢乐。我太沉迷于自己逃避现实的白日梦里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嗨，门牌号是多少？”
出租车司机的发问打破了我的白日梦，我幻觉里的所有色彩都荡然无存。恐惧，凄凉和艰难，正等着填补幻觉消失后所留下来的空白。
“5821。”我的声音听起来快要窒息了。那个司机紧张地看着我，就好像我是某个有趣的小插曲。
“那么，你到了。”他不安地看着我下车，也许只是在希望着我不要让他找钱。
“谢谢。”我喃喃低语着。没有必要感到害怕，我提醒自己。家里现在没人。我得抓紧时间。我的母亲正等着我，她一定已经吓坏了，只能指望我。
我跑向大门，本能地伸出手去取屋檐下的钥匙。我打开了门。屋里很黑，空无一人，一切正常。我向电话机跑去，在路上打开了厨房的灯。在那里，就在那块白板上，写着一行十位数字，字迹小巧工整。我的手指颤抖着伸向电话键盘，却拨错了。我不得不挂上电话，重新拨号。这次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按钮上，小心地按顺序按下每一个按钮。我成功了。我用颤抖的手把电话举到耳边。电话只响了一下就接通了。
“你好，贝拉。”那个从容不迫的声音说道。“你真的很快。我对此印象深刻。”
“我妈妈还好吗？”
“她相当好。别担心，贝拉，我没和她吵架。当然，除非你不是一个人来。”
“就我一个人。”终我一生，我都没有如此孤独过。
“非常好。现在，你知不知道你家附近的那家芭蕾舞教室？”
“知道。我知道怎么去那里。”
“很好，那么，我们待会见，很快。”
我挂上了电话。
我跑出房间，穿过大门，冲进灼人的热浪里。
没有时间回头再看一眼我的家了，我也不想看到它现在这个样子——空无一人，成为了恐惧而非避难所的象征。上一个走过这些房间的人是我的敌人。
通过眼角的余光，我仿佛看见了我的母亲站在那棵巨大的桉树的阴影里，看着还是个孩子的我玩耍着。她仿佛又跪在了信箱旁的那小小的一掊土旁，那是她试图种养的所有花儿的墓地。那些回忆比我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真实都更加美好。但我飞快地从它们身旁跑开，冲向街道的拐角处，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
我总觉得自己跑得太慢，仿佛自己正在泥泞的沙地上奔跑一样——我似乎没法从水泥地上得到足够的支撑力。我被绊到了好几次，还有一次摔倒了。我伸出手想稳住自己，我的手在人行道上蹭破了皮。我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继续向前跑去。最终，我跑过了那个街角。现在只剩一条街了。我喘息着，奔跑着，汗水自我的脸上倾注而下。阳光灼烧着我的肌肤，白色的水泥地面上反射着太过明亮的光线，晃了我的眼。我觉得自己被极其危险地一览无遗。我强烈地，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强烈得多的，思念着福克斯那翠绿的，给予庇护的森林……思念着我的家。
当我转过最后一个街角，冲进仙人掌街的时候，我能看到那间舞蹈教室了，它看上去依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教室门前的停车位是空的，屋里所有的竖式窗帘都拉了下来。我跑不动了——我甚至没法呼吸，筋疲力尽和恐惧夺走了我的优势。我想着我的母亲，这才能让自己迈动步子，一步接一步地往前走。
当我走得更近些的时候，我看到了门里贴着的那张告示。那是一张手写的，写在深粉红色的纸张上的告示，上面说舞蹈教室因为春假而暂时关闭。我伸手去摸扶手，警惕地拧动它。门没锁。我强迫自己稳住呼吸，然后打开了门。
大厅里阴暗又空旷，很是凉爽，空调嗡嗡响着。那些塑料扶手椅靠墙叠放着，地毯闻起来像是洗发水的味道。西面的舞蹈室里很暗，我能从那扇敞开的观察窗里看到那整个房间。东边的那间更大的舞蹈室的灯亮着，但那边的窗子的帘子拉了下来。
恐惧牢牢地抓住我，我简直要被困在其中了。我没法让自己迈动步子。然后，我妈妈的声音在大喊着。
“贝拉？贝拉？”一模一样的充满了竭斯底里的恐惧的声音。我奋力冲向那扇门，冲向她的声音。
“贝拉，你吓坏我了！你可不能再这样对我了！”当我奔进那间长长的，天花板很高的房间时，她的声音继续说着。
我环顾四周，试图找出她的声音是在哪里发出来的。我听到了她的笑声，急忙转过去面向她的声音。
她在那里，在电视屏幕上，如释重负地抚弄着我的发。那是在感恩节，我那时十二岁。我们去看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外祖母，那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我们去了海滩，我靠得离码头的边缘太远了。她看到我的脚有些不稳，试图抓住我让我保持平衡。“贝拉？贝拉？”她惊恐地冲我大喊。
然后，电视机屏幕变成了蓝屏。
我慢慢地转过身去。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后面的那个出口前，所以起初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手里拿着一只遥控器。我们久久地凝望着彼此，然后，他笑了。
他向我走来，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然后从我身旁走过去，把遥控器放到录像机旁。我小心地转过身去看着他。
“我对此事很抱歉，贝拉，但你的母亲并没有真的被牵扯进来，这不是更好吗？”
他的声音既谦恭又友好。
忽然间，这个事实向我迎头击下。我的母亲安全了。她还在佛罗里达。她从没接到我的留言。她从没被我眼前这张异常苍白的脸上那双阴暗的血红双眼所吓到。她安全了。
“是的，”我答道。我的声音里渗满了宽慰。
“你听起来并没有因为我欺骗你而生气。”
“我没有。”我突如其来的情绪高涨让我勇敢了起来。现在这件事还重要吗？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查理和妈妈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永远不必恐惧。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