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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我呛著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
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
著要挣扎下来。
“我去换球鞋，你留著，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
、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
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著，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
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著的小火枝。火光里
，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著。
“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
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
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
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著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
。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著一种恐怖的声音
，急惶惶的吞过来。
“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
，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
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著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
“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
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
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著。
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ＥＣＨ
Ｏ，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
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
什么。旁边睡著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
写了生辰八字，说妣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
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
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
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
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
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
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
“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著，没有表情，好似在看著一片空
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
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
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著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
，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著的是贝尼，我下车，笑著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
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
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
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
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著。天那么凉，铁
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
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
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
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
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
。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 ，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
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
。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著
∶“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
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
了。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倾城一九六九年
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
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
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
我快速的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
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
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
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
多少时间良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
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
。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
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著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
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
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道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
法和发音的精华。
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著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
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
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吩过一个年轻女
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
黑面包泡汤。
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朋友，当时，我的男友是位德国学生，他在苦写论文，一心
将来要进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变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说了。
在德国，我的朋友自律很严，连睡眠时枕下都放著小录音机，播放白日念过的
书籍。他说，虽然肉体是睡了，潜意识中听著书本去睡，也是会有帮助的。他不肯
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我们见面，也是一同念书。有时我已经将一日
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
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
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
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
少移到窗口打讯号。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坍总也大雪纷飞，连
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
继，经济拮据的压力。总是想到父亲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
等于是喝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总是什么物质的欲望都减到只是维
持生存而已了。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
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攻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
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
，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
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
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
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著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
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
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
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
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
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
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
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
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
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坍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著一只猫头鹰，我
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著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
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
上学时，为著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
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
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
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著，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
，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
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
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
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
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
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
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