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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琳缩起肩膀，双手紧紧搂着自己身体，转过身来，“噢—喔，外面好冷，是不是？听着，亲爱的，你要多久才完？八点，是吧？”
“对，”麦拉说，“可是听我说，你们几个不如先回家？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去，我平时都这样。”
“你以为我是谁，疯了吗？”爱琳说。“你以为我愿意开车回去，让杰克在后座上一路闷闷不乐吗？”她咯咯笑了，还朝麦拉挤挤眼。“你在车里，他都难得开心，更别说让他自个儿回家了。不，听着，亲爱的，我们到别处逛逛，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然后八点准回这儿来接你。”
“嗯，好吧，但是我真的宁愿——”
“就这儿，”爱琳说。“八点准，我们就在这栋楼前等你。现在快走吧，把门关上，我们快冻死了。”
麦拉笑着用劲摔上车门。可杰克还在那里不高兴，头都没抬，也没朝她笑笑，或挥挥手。车子慢慢开动了，麦拉沿着这条路走过去，走上肺结核大楼的台阶。
小小的会客室里一股水蒸汽和湿套鞋的气味，她飞快地穿过，经过标有“护士办公室——清洁区”的门，走进阔大、嘈杂的中心病房。中心病房里有三十六张病床，中间一条走道将它们分成两半，再用齐肩高的间隔区分成开放式的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六张病床。所有床单和病服都染成黄色，好与医院洗衣房里其他未被污染的衣物分开，这种黄色与墙面的灰绿色搭配在一起，让人恶心，麦拉到现在还不习惯。而且噪音也让人难以忍受，每个病人都有一台收音机，好像所有人同时都在收听，听的还不是同一个频道。不少床边有人来探望——有个新来的男病人躺在病床上，双手搂着妻子在接吻——其他病床上的男人看起来很孤独，有看书的，有听收音机的。
麦拉走到床边丈夫才发现。他坐在床上，盘着腿，皱着眉，盯着膝盖上的一件东西。“你好，哈里，”她说。
他抬起头。“哦，嗨，亲爱的，没有看到你来。”
她弯下腰，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吻在嘴唇上，但别指望每次如此。
哈里扫了一眼他的手表。“你来晚了。是车晚点了吗？”
“我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边说边脱下大衣。“我搭顺风车来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孩，爱琳，还记得吗？她和她丈夫开车送我来的。”
“噢，那很好。为什么你不请他们进来坐坐？”
“哦，他们不能久留——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向你问好。给你，我带了这些来。”
“噢，谢谢，太好了。”他接过杂志，把它们摊在床上：《生活》、《柯里尔》和《大众科学》。“太好了。亲爱的。坐下来，呆会儿。”
麦拉把她的大衣搭在床边发椅子背上，坐下来。“嗨，查恩斯先生，这儿，”她向隔壁床上的高个黑人打招呼，他朝她点头致意，咧开嘴笑了笑。
“你好吗，威尔逊太太？”
“挺好的，谢谢，你呢？”
“噢，抱怨是没用的，”查恩斯先生说。
她瞥了一眼哈里床另一边的里德·奥梅拉，他躺在那边床上听收音机。“嗨，里德。”
“噢，嗨，威尔逊太太。没看到你进来。”
“你妻子今晚会来吗，里德？”
“她现在星期六过来，昨晚来过了。”
“哦，”麦拉说，“好，告诉她我问她好。”
“当然，我会的，威尔逊太太。”
接着她朝对面小格子间里的老人笑了笑，她老记不住他的名字，从来也没人看望过他。他也朝她腼腆地笑了笑。她在小钢椅子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找香烟。“你膝盖上是什么东西，哈里？”这是一个浅色木环，一尺来宽，织好的蓝色羊毛线挂在两边的小齿上。
“啊，这个吗？”哈里举起它说。“他们管这叫耙式针织法。是他们给我做职业疗法时学的。”
“什么针织？”
“耙式针织。拿起这个小钩，像耙草一样把羊毛线上下钩到每个小齿上，就像那样，绕着这个圆环一圈一圈地织，直到你编出一条围巾，或绒线帽——或某种这类的东西。明白吗？”
“噢，我知道了，”麦拉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做过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普通的小线轴，上面卡着些钉子。你将线绕在钉子上，穿过线轴，就编好了。这是一样的。”
“噢，是吗？”哈里说。“用一个线轴，啊？是的，我想我妺妺以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用一个线轴。你是对的，这个原理一样，只不过大一点。”
“你打算织个什么东西？”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罢了。我想可能会织个绒线帽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仔细端详着这个耙式织物，又翻过来看，然后探起身，把它扔到床头柜上。“只是找点事做而已。”
麦拉把香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动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谢谢，亲爱的，”他说，香烟在他嘴里一抖一抖。他往后靠着枕头，穿着袜子的脚在床上摊开伸直。
“你感觉怎样，哈里？”她问。
“还好。”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撒了个谎。“如果能再长胖点，看上去会更好。”
“交钱，”透过喧闹的收音机传来说话声，麦拉四处看了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轮椅上从中间走道上过来。他坐在轮椅上，却慢慢用脚在走。用手转动车轮时会牵扯到胸部，肺结核病人要避免这样做。他径直朝哈里的病床走过来，张嘴笑时看得到满口黄牙。“交钱，”轮椅到哈里床边停下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根橡胶管从他胸前的绷带里露出来，从病号服上头绕过，用安全别针固定住，末端是个小小的，塞着橡胶瓶塞的小瓶，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显得很重。“快点，快点，”他说，“交钱。”
“噢，对！”哈里笑着说。“我全给忘了，华特尔。”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美元，递给那个男人，那人瘦瘦的手指把钱叠好，放进口袋，跟瓶子放在一起。
“好了，哈里，”他说。“扯平了，是不是？”
“是的，华特尔。”
他把轮椅向后倒，转过来，这时麦拉看见他前胸、后背和肩部缩成一团，整个都变形了。“抱歉打扰了，”他说着，朝麦拉微弱地笑了笑。
她微微一笑。“没什么。”当他走回到过道时，她问，“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噢，我们为星期五晚上的拳击比赛打赌来着。我早把这事给忘了。”
“噢。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华特尔吗？我想你见过，亲爱的。我刚动完手术那会儿，你肯定见过他。华特尔这家伙大约两年前动过手术；他们上周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家伙过了段难熬的日子。他很勇敢。”
“他病服上是什么东西？那个瓶子是干嘛用的？”
“那是引流管，”哈里说着靠回黄色枕头。“华特尔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偷偷地说，“事实上，病房里没剩几个好人了，那么多老人都走了，或者动手术去了。”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吗？”为了不让新来的里德·奥梅拉听到，麦拉也悄声问。“看起来他们对我挺好的。”
“噢，我想，他们是不错，”哈里说。“我只是说，嗯，我习惯和华特尔那样的人呆在一起，就这样。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帮新来的家伙有时候让你心烦，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比如，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肺结核，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是说，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这样做让你心烦。 ”
麦拉说她觉得自己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换个话题似乎更好。“爱琳觉得医院很漂亮，圣诞树也很好看。”
“噢，是吗？”哈里很小心地探过身子，往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里弹了弹香烟。自从长期卧病在床以来，他变得很精确很整洁了。“上班怎么样，亲爱的？”
“啊，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说过一个叫詹妮特的姑娘因为外出吃午餐的时间太长而被炒掉的事，还记得吗？我们大家都很害怕他们会再严厉整顿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噢，是的，”哈里说，但麦拉看得出他根本不记得了，也没认真听。
“嗯，现在好像平息下去了，因为上周爱琳和另外三个姑娘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两个小时，也没人说什么。她们中有个叫露丝的，一直担心自己会被炒掉，已经一两个月了，这次也没人说她。”
“哦，是吗？”哈里说。“嗯，那很好。”
接着停了一下。“哈里？”她说。
“什么，亲爱的？”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
“新情况？”
“我意思是，有没有说你另一边也要动手术？”
“哦，没有，亲爱的。我跟你说过，会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们别指望听到什么消息——我想，我以前跟你解释过。”他眯缝起眼睛微微一笑，表明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很久以前，当她问“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让你回家？”时，开始他也总是给她一副同样的表情，现在他说，“问题是最近这一次手术我还要恢复。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手术后你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脱离危险，特别是我这样在最近——多久了——四年内有过衰竭记录的人。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不知道，也许六个月，也许更长，要看这边的恢复情况。那时他们才会决定另一边。也许再动一次手术，也许不动了。在这事上你不要有任何指望，亲爱的，你知道的。”
“不，当然，哈里，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我只是说，嗯，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还痛吗？”
“不痛了，再也不痛了。”哈里说，“我是说，只要我不把手抬得很高什么的。我这样做时会有点痛，有时候睡觉时往这边翻身也会痛，但只要我——你知道——保持正常的姿势，啊，就一点也不痛。”
“太好了，”她说，“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话说，收音机的嘈杂声、其他病床上的笑声、咳嗽声让他们的沉默显得很怪异。哈里开始用拇指随意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的眼睛四处逡巡，最后落在床头柜的相架上，一张放大了的快照，是他俩结婚前拍的。那是在密歇根州她妈妈家后院里拍的。照片中她看上去十分年轻，穿着1945年时的裙子，双腿修长，那时候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甚至不知道怎么站立，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孩子般的笑容来迎接一切。而哈里——奇怪的是哈里在照片里看上去比现在还老一些。可能是因为大脸庞和结实的身材，当然还有衣服也起了作用——他穿着件深色的、艾森豪威尔夹克（注：（Eisenhower jacket），1945时流行的短夹克式样，胸前两个口袋，有点像空军军装。），还有铮亮的靴子。噢，他以前真好看，方方的下巴，深灰色的眼睛——比现在好看多了，比如说，比那个矮胖壮实的杰克要好看得多。可现在瘦得嘴唇、眼睛都软了，让他看上去像个瘦小男孩。脸型也变了，正好配上那件病服。
“你给我带来这个我真高兴，”哈里指的是《大众科学》，“上面有篇我想读的文章。”
“好啊，”她说。她也想说：“难道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
哈里用手轻弹着杂志封面，遏制着想看的冲动，说，“其他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上班之外的其他情况。”
“还好，”她说。“我那天收到妈妈的信，就是圣诞贺卡。她问你好。”
“好，”哈里说。最后还是杂志赢了，他又把杂志翻开，翻到他想读的那篇文章，随意读了几行——好像只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想读的那篇——接着就掉进那篇文章里了。
麦拉就着上根香烟的烟蒂又点燃一根，拾起一本《生活周刊》，开始翻着。她不时抬起头看看他；他躺在那里，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一边看着杂志，用蜷着的那只脚的脚尖挠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余下的探访时间他们就这样打发的。快八点时，从走道那边来了一群人，说笑着推着一架有橡胶轮脚的钢琴合成器过来了——这群人是星期天晚上的红十字会节目的演出人员，巴拉彻克夫人领头，她身穿制服，是个和蔼粗壮的女人，由她演奏钢琴合成器。一个男高音推着钢琴跟在后面，他面色苍白，嘴唇总是湿乎乎的。一个臃肿的女歌手、女高音，穿着塔夫绸衣服，看上去手臂下面紧绷绷的，还有个手提公文包、表情刚毅、身体瘦弱的女低音。他们推着带轮子的钢琴靠近哈里的床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