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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连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决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①以后整整20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这个运动具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40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宿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解的呢？
1931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与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1931年9月25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①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20年代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象。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年4月，继日本在同年1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①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②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年8月1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12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之外。①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②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④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月12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2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①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②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年的出现。
① 《毛泽东集》第1卷，第109—111页。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3—149页。
① 《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255—257页。
① 《毛泽东集》第9卷，第27—28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① 关于日期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的全文，和认为这两封信是毛泽东所写，见《毛泽东集》第2卷，第11—24页。这两封信的英译文摘录及对其意义的分析，见我的文章《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