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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前两章分别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运动的书目提要已记述到现在为止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内战时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资料。学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献和研究著作从南京、台北和其他各地的档案中出现。
1949年以前军事史诸方面的研究著作选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办下翻译成英文。这些研究著作原来是在台湾根据当地可利用的军事档案资料写成的。这些著作选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标题为“英译中文军事研究著作和资料”。
也可从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得到的资料是1945—1949年时期美国领事馆的报刊译文系列资料。这个系列包含若干国民党城市的报刊和共产党控制区的电台广播，但包含这个时期共产党的新闻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共产党新闻出版物是《解放日报》和《群众》杂志。这个系列也没适当地包含新闻杂志。这个时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评论报》。主要的中文时事评论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观察》周刊，由于该刊的可靠的军事联系，也被认为是这个时期有关战争发展的少数可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上述资料来源，连同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对外关系》，反映在国民党城市获取的有关共产党和战争本身的资料不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个事实，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他们查完现在可获得的有关这两个题目的大量档案资料时，可能疏忽。
关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本书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关于“丧失中国”的历史研究问题，最近的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是韩德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该专著把来华基督教差会、中国人反差会事件、美国排华运动及中美外交关系置于共同的框架之内。关于40年代美国在华战争活动的基本叙述，有查尔斯·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的官方中缅印战区史三卷。关于这个时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读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一部附有长达60页的关于美国手稿、政府档案、发表文书、情报报告、学位论文、口述历史、文章及著作的书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关系和承认的争论，1949—1950年》。
14。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在这个专门主题下，我们拟避免重复本书书目提要4和12提到过的著作。关于这个变化不定的主题，特别是毛泽东著作的全文，可以获得的文献资料，70年代初以来，数量上至少增加了两倍。新历史资料的大量出现，使我们关于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虽然他在1949年以后的政策最受人怀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问题也已出现。例如，毛泽东改信马克思主义的年月，他在1930年对李立三路线和在1933年对福建反叛者的态度，在中国学者中，特别是在《党史研究》之类内部刊物中，是极其热烈的讨论的对象。然而，关于毛泽东直到1949年的思想发展的研究，主要变化在于新资料的获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思想的资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种文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国以外的图书馆找到的从20年代到40年代发表在书籍和期刊上的毛泽东著作。虽然属于第二类的颇大一部分毛泽东著作可在什么地方得到，但是，那些资料分散在各个中心，系统地利用那些资料费时费钱太多，简直不可能利用。第一个大突破是在1970—1971年，10卷版1917—1949年的毛泽东著作在东京出版：《毛泽东集》。可惜，《毛泽东集》印数很少，因而在大的中国学图书馆外不能为学者广泛利用。然而，竹内实教授及与他联合从事这项事业者不仅能照新的版本说明勘正少数错误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泽东集》，而且开始出版包含全新资料的若干补卷（《毛泽东集补卷》）。载至1984年10月，已出版六卷，以后每隔两个月出版一卷。最后，共出版补卷八卷，不是原来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书将达19卷。①同时，中国方面已经开始出版一些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1949年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可在内部发行的如《一大前后》和《新民学会资料》之类编集中找到。然而，在负责编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著作的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主持下，为纪念毛泽东90诞辰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及其他以专题编辑的已出版或将出版的书信选集内，有许多极使人感兴趣的以前不为人知的书信。
这些情况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泽东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的著作）陈旧过时。然而，尽管文献应用上出现空白，但是，许多作者已经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问题，并且勾画出对指导今后研究有很大的价值的假说。下面是一小批精选的具有某些重要贡献的著作。
在以一贯方式研究这个直到1949年时期的全部或颇大部分的著作中，最近出版的思想最丰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 1917—1935年》。虽然这部著作写到1935年，而且未能利用1917—1921年的一些主要的资料，但是它是现有的介绍毛泽东在思想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约翰·布赖恩·斯塔尔著《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从2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写的每部著作作为一个单体处理的倾向影响，大为减色，从这些单体，著者可随意引用文句来说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顾史实的方式想象出来的各个方面。然而，这部著作包含有创见的注释和有用的编辑而成的资料。另一部研究整个毛泽东1949年以前思想发展及1949年以后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识形态与实践：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这是一部使人感兴趣和有创见的解说著作，即使这部著作把思想（如在毛泽东思想中）作为一种与西方通常的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种类不同的思想活动样式以与中国传统模式相一致的见解，是引起争论的。（就中国人来说，他们坚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确构成体系。）熊玠这部研究专著无疑是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宣道华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毛泽东：初步再评价》在颇大上程度上均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的思想，但是，在文献应用上略陈旧过时。
关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书中有几章专门叙述1915—1927年的毛泽东的思想。其他著作有：魏菲德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的思想的哲学观点》，主要研究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时期的思想，虽也兼及文化革命；和乔治·曼蒂奇著《湘江思潮》，这是一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的意大利文全译本。史华慈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锐的见识，尽管有文献基础过时30年所造成的种种缺陷。最后，雷·怀利著《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是现有的研究毛泽东延安时期思想的最佳著作。这部著作思想丰富，并且充分利用文献，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和毛泽东的思想在其中形成的政治斗争基质之间的关系问题。
① 我们感激密执安大学蒲地典子教授在书目提要中日文图书的书目方面的协助，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吉尔伯恃·罗兹曼教授在苏联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见。
① 全部出齐共20卷——译者。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相应历史时期的专家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剑桥中国史》第15卷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以资借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它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15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纮远、袁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纮远、陈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一章、第二章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年6月20日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本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16卷本《剑桥近代史》于1902至1912年间问世。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本的《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