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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看到：毛关于国家思想的重心在于中央集权。这一思想明显地贯穿在他从40年代到60年代的所有论著中。所以，他不仅对秦始皇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其他强有力的统治者多次褒扬就不足为怪了。1959年他写道：“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②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有一段著名的话，毛把秦始皇吹捧为“厚今薄古的专家”，并用赞许的口气引用了得到秦始皇恩准的李斯的奏议：“以古非今者诛”。他还吹嘘说，秦始皇帝不过活埋了“四百六十个儒”，而中国共产党已经处决了百倍于此数的反革命知识分子。③那么，毛泽东从另外的中国传统，常常被看作不成功的和与帝制格格不入者的意识形态——道教——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埃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④安格斯·格拉姆曾经评论过老子“倡导以无为作为一种治世之策，而不是放弃治世”。①毛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先是退居“二线”，然后，尽管他又重新保持权威，却始终（除在几次红卫兵集会上露面外）深居简出，这样的担任主席角色的方法，与《庄子》“天道”一章中所阐述的原则有着某些奇妙的相似性：……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②纵观毛一生、尤其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毛显然更多地受到中国的“伟大”传统而不是受到“渺小”传统的强烈影响。③在毛生活的最后十年，这些有关统治者作用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思想变得更加重要。这连同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左的态度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对形势发展的第三个因素、在很多方面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中矛盾的逐渐暴露以及毛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9—120页。
② “致陆定一”，1958年12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555页。（出于某种考虑，这里略去了该大学的名学）。毛的信和有关文件的原文都收录在《万岁》（1969年）一书中第 267—269页。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257—258页。英文原注为：《社会主义高潮》第46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274页。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英文原注为：《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23—324页。这里所说的毛在成都会议上突然支持大社，在中国之外可以看到的有关他在会上三次演讲的原文中都没有出现。（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96—124页。）
① 戴维·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与省：四川和贵州（1955—1965）》，第144— 145页。
② 参见李锐：《论三峡工程》，第8—10、94—99、171、245页和其他各处。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页。英文原注为：《红旗》，1958年6月1日，第1期，第3—4页；《北京周报》，1958年6月10日，第15期，第6页。
① 《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8—869页。
② 1958年8月21日上午和1958年8月30日上午的讲话。《学习文选》第304、306—307页。
③ 1958年8月30日的讲话。出处同上，第318页（也参见8月21日的演讲第306页）。
① 1958年8月17日、8月21日（上午）和8月30日（上午）的演讲，出处同上，第302、305—307页各处，第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53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4—146页。
④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和我们的发展道路”，《中共研究》1981年9月号，第123页。这份报告最早是提交给1980年10月25日由中央党校主持召开的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的，后来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只是修改后的文本。完全有理由相信台北复制的原件是真实的。它被翻译在《问题和研究》（1981年10月号、11月号和12月号上。这里所引的部分出自10月号第84页。至于新的文本，参见廖盖隆：《党史探索》第308—365页。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有关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全貌作了极大的压缩，并且没有包括周在劝说毛放弃“自由供给制”中所起的作用的有关细节。
⑤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22页，其中特别是1958年3月22日的谈话部分。
① 《万岁》（1969年），第247页；《万岁》（1967年）第12、17、49页等。
② 《万岁》（附录），第32—33页；译自S。施拉姆：“毛泽东和他1958—1969年的永远革命理论”，载《中国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6—227页。
① 《万岁》（1969年）第245页和《万岁》（1967年）第15页。
② 《万岁》（1969年），第204页。
① 参见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其中特别是第232—236页。
② 见吴江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第25—28页上的文章。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99、135—136页。
③ 《万岁》（1969年），第228页。
① 《万岁》（1969年），第262—263、264—265页；《杂录》第141—142、144—145页。
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载《中国季刊》第103期，1985年9月号。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3页。
④ 同上，第142页。
⑤ 《万岁》（1967年），第106—107页。（1959年3月15日的信）。
① 斯特朗：“同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6—497页。
② 实际上，张闻天三小时的中间发言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更系统，用了更精确的理论术语。参见李锐（当时曾出席了庐山会议）在“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中所作的分析，载《读书》1985年第8期，第28—38页。张闻天演讲的原文已收录在《张闻天选集》中正式出版，第480—506页。
③ 用英文对庐山事件及其意义作了最全面最精确的描述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第187—251页。
④ 《万岁》（1969年），第222页；《杂录》，第121页。
① 《万岁》（1967年），第4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5、239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5页。亦请参见S。施拉姆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毛的思想一章。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毛明确地肯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包括三大法则（参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3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345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121页。英文原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06—110页。
② 在英文原文里，此段与下段合为一段，没有分开。这里按《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文版原文处理，将其分为两段。——译者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9页。英文原注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369页。
② 《学习文选》，第212—213、220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04页；杂录》第66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第228页。
② 见迪克·威尔逊编：《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个初步评价》一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这一部分，第63页。早在1976年，史蒂夫·秦就领会了这一论述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巨大的背离，但不幸的是后来他又退回到原处，把这一论述当成是指“肯定之否定”。参见秦：《毛泽东的思想：形式与内容》，第60、66—67页，等。
③ 参见1960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的毛的著作选编（仅供内部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摘录）》，第195—220页；《毛泽东同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摘录）》，第150页及以后各页。两本书都有冠之以“否定之肯定规律”标题的扩充章节，尽管其资料都选自延安时期和50年代中期，内容是关于新与旧、中国与外国思想的结合问题，等等。（或许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本书的各章节是根据主题进行编排的，书中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笔记。对此，毛在1963年与埃德加·斯诺的会谈中否认他是原作者）。
① 杨超：《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以下称《辩证法问题》），第211页。这本书起初是专门直接研究毛的思想的，书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内部讨论稿），共2册（以下称《毛的哲学体系》），后经修改而得今名。关于杨超在1939年参加毛的哲学研究小组一事，参见温济泽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选》一书第69页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是怎样教我们学哲学的”一文。除毛之外，该小组的其他成员有：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陈伯达。
②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4版。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演讲写成的。由于它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因而在1983—1984年冬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了批评。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认为周扬对毛的辩证法的分析是错误的。要想了解有关这一演讲的发表及其受到的批评的情况，请参见S。施拉姆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一书，第41—56页。
① 《辩证法问题》，第199—217页，其中特别是第212—213页；《毛的哲学体系》，第247—26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26页。
② 同上，第240页。
③ 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历史与意愿》，第323—326页；S。施拉姆：“马克思主义者”，第63—64页。
① “人民群众的大联合”， S。施拉姆译自《中国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80—8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页。英文原注为：《毛著选读》，第34页。（《文选》第7卷，第2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31页。英文原注是：《毛选》第4卷，第378页，（《文选》第5卷，第14页；莱格：《中国古典名著》第1卷，第195页。）
④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2页。（《孟子》第6卷，第2册，第34页；D。C。罗：《孟子》第201页。）
⑤ 同上，第208页。
⑥ 同上，第215页。
① 《万岁》（附录），第37页。（“六十条”中的第四十七条）
② 《万岁》（1969年），第210—211页；《杂录》，第110—111页。
③ S。施拉姆译自《毛泽东和他的永远革命理论》，第227页。
① 8月21日的讲演，《学习文选》第310页。
② 《万岁》（1969年），第493页；《杂录》，第347页。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S。施拉姆为《国家权力的范围》和《国家权力的基础》所写的前言，以及第二本书中所收的各篇文章，其中特别是雅克·格内特和许华茨的文章。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③ 《万岁》（1969年），第195页。
④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6—107页。
① 安格斯·格拉姆：《列子一书》，第10页。
② 《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英文原往为：安格斯·格拉姆：《庄子：〈庄子〉一书中主要的七章和其它著作》，第261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S。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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