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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页。
①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1978年10月，第40—41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26—227页；《杂录》第296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我与 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 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该文修 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德语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 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 148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④ 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 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 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17—1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③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③ 《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① 同上，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卷中的讨论，第47页。）
① 《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杂录》，第266页。
① 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② 同上，第587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② 同上，第597—598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①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②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的高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③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④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50000447＿0089＿0①“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②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③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①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②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到：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③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毛参加了这一每日祈祷书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该小册子的作者，因而就参与了有关的活动，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