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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章。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4页。
①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页。
②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 记》；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年10月19日，第32— 36页。
①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安尼 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卷第3期 （1982年3月），第295—323页。
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页，表2。
①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页。
①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页。
②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生存策略”，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页； 理查德·鲍姆：“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诺 编：《精英》，第540—574页。
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页。
①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敦У摹∷捣ǎ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③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刘少奇》， 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布的中 央指示中，见“文件汇编”。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11月—1981年1 月）》，第35页。
① 这一时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安德鲁· G。 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36页。
夺 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个过程开始是作为北京的毛主义者的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即去组织一支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动员的力量引起了一种反动员（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支持党的机构。
其次，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表现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已存在激烈的派性。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来为工人）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动——毛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这个“民众的大联合”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①事实恰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练工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第三，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权红卫兵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东思想一致的党的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组织试图妥善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取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反应是授权激进派撇开不信任的（或不服从的）党委，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②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管工厂、码头、报纸和其他经济企业单位。这些行动开始后不久便采取了最后一步：激进派组织宣布新的上海市政权机关组成，它将承担旧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在这个月的后半个月里，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得到中国各地的认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辛辣的社论鼓励全国的激进组织起来从党委手中夺权：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①第二天，中央委员会正式发布的一条指示重申了《人民日报》要人民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取权力的号召。它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不像十一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只是一场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倾向的批判，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②中央文革小组的目标的激进化是与文革小组人员构成的激进化相伴产生的。1967年1、2月，所有在前一年任命的人民解放军、地区和省的党组织的代表都被免除了职务——当然是和陶铸一起被免职的，他在作为中宣部部长在12月被清洗时就丧失了文革小组成员的资格。这再次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只反映了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有联系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的观点再也不会受高级的党和军队的官员的影响了。
中央委员会1月23日的指示还在第二个方面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升级。整个1966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多少有点躲避和矛盾的角色。可以确定的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