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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①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 年4月30日）第2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页。
① 《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月1 日，第14页。
③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1980 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④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22卷 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①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②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页。
①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③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①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章。
②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① 《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第 1—4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59— 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① 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②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①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 367—476页。
② 1980年6月21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释错 误地把这些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日。
①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期 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104 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28页。
②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第1卷，第239—283页。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 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45页。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唐纳德 ·W。克莱因、洛伊斯·B。黑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载《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 1—3月），第37—56页；斯卡拉皮诺：“中共领导层的变化”；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 层》。
② 理查德·K。迪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杰出人物的影响”，载《中国季刊》第42期 （1970年4—6月），第65—87页。
① 戴维·邦纳维亚的《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一书中此类材料随处可见。
② 《一场大审判》，第21页。
③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中国：在苦海中生存》，第348页。
①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第214—217页、222—224页。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直到1969年），中国由于被内部动乱耗尽了国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意采取了低姿态。文化大革命的外交政策是尽可能减少外事。中国故意在外交上孤立自己，把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降低与其它国家贸易往来的规模，避开一切国际性组织，用毛主义的华丽词藻代替切合实际的政策手段。一时之间，中国不再是全球政治甚至不是亚洲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了。
然而，对这一简短时期的研究，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几个事实真相。其中之一是，中国的内部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①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内部事务上，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也有部分国际因素，它的发起时间因中国之外的事态发展而被推迟，其影响不但被中国的邻国直接感受到了，而且被离北京非常遥远的国家和外交部门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方向因1969年及1969年以后的战争威胁而突然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活动深受美苏两国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1965年曾引起中国领导层战略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促使领导层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两派；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沿中国边界集结军事力量的恐慌，并促成了次年初中国军队乘苏联人不备对珍宝岛的袭击。俄国人出人意料的强烈反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结束。
第三个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高级官员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或被迫地对外交政策问题发表意见，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参加各派之间紧张激烈的斗争——这是整个60年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因此，一旦清洗阶段来临，他们就使自己易受毛主义者和红卫兵的攻击。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面临的困境，从反面对随后十多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更为重大影响。不但北京向世界的全面开放——除外交外，还有经济和体制方面——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中向后退的结果，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这是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决策所促成的。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对过去和未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而言是个例外，但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的起点。①最后一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可重新做出评价。研究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积极，参与得更多。中国不但在中苏边界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行动是在中国首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的），并一直与美国保持接触（讨论越南和大三角战略政治等问题），而且还继续进行着进出口贸易、对外援助及接待高层次来访者的工作，虽然其规模已大为减小。中国自我孤立的时期很短。此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暴力活动和狂热的思想意识向外蔓延，对世界的影响。香港爆发大规模骚乱，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缅甸和柬埔寨在红卫兵于两国首都引发暴力活动后改变了对华政策。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围攻，直接针对撤离使馆的俄国外交人员家属的民众暴力活动，以及中国红卫兵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的滑稽举动，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感。苏联虽然暂时保持了克制态度，但从1969年以后，这些事件造成了其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激烈反应——使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不过，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似乎并不像开始时表现得那样异常。事实上，它与1965年以前及1969年以后北京奉行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一致的，是由同样复杂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造成的。其基本准则和“能动变量”是相同的。本章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消失，但实际上中国对其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仍一一作出反应。
就国内而言，这些压力有三种形式：①政治、人的个性及二者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往今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的“教训”；以及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影响。
国际压力也有三种形式：美国和苏联——唯有这两个国家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的政策；全球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总格局、亚洲地区体系的状况及二者各自正在使用的“控制规则”；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中国国力的增长有关的中国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政策表明，当中国共产党决定冒险违背本国政策和国际惯例的一些基本准则时，它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① 这个观点来源于托马斯·W。鲁宾逊：“中国外交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载唐纳德·赫尔 曼编：《中国与日本：新的均势》，第197—268页；托马斯·W。鲁宾逊：“1959—1976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三部曲”，载K。J。霍尔斯蒂等编：《国家为何重组：战后世界各国外 交政策的调整》，第134—171页。
① 参阅乔纳森·波拉克撰写的本书第5章； G。W。乔德赫里：《世界事务中的中国：1970年 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托马斯·芬加等编：《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政 策演变》；罗伯特·萨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① 这一观点出自笔者未发表的手稿：“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解释：作用因素与分析水平”。
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
我们的研究是在粗线条的年代顺序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首先，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作出适当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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