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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支持者们在分组会议上的讲话很快由江青和张春桥报告给了毛，他十分重视并在8月25日迅速采取了行动。后来毛泽东说，他的夫人江青在这次反对林彪的斗争中立了大功。随着红卫兵上山下乡和内乱得到控制，除了上海之外，江和张的政治基础被瓦解了，因此他们可能再也不愿意看到林彪已经令人生畏的权力、地位进一步膨胀。确实，处于现在的形势下，他们要继承毛的政治遗产，只有摧毁林彪的地位。早在分组会议上，张春桥已经同吴法宪就林彪的纲领发生了冲突。③毛肯定已经意识到，林的支持者们行动如此迅速，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全会就可能在被瞒骗的情况下支持设置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张春桥的紧密追随者，他在上海的副手王洪文，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在上海的核心小组会议上，热烈地，或说是天真地颂扬林彪的基调讲话，还准备在华东组的会议上重申自己的观点。①因此，8月25日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可能是为了让江青、张春桥等毛的支持者与会。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登载陈伯达令人生气的讲话的华北组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②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为反击定了调子。在这个文件中，他揭露自己以前的意识形态顾问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谴责他谣言惑众，诡辩生非。毛的这篇文章，为在分组会议上批判陈伯达、吴法宪和林的其他支持者们提供了重磅炸弹。③但只有陈伯达被罢了官，这可能是因为可以放心地谴责他为林彪理论观点的代言人。可能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下台，不会像解除林彪的一个军事盟友的职务那样，对林彪构成直接的威胁。毛了解林彪的实力，而且如同他后来承认的，他也没有做好与林彪对抗的准备。他私下对林彪说，他的副手应该受到保护，但随后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其他领导人。④即使这样，林彪已经获得了确切的信息。在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里，⑤林彪争夺国家主席一职的努力就宣告失败，这令人生畏地表明了毛控制党的精英人物的力量。因此，在9月6日全会结束后离开庐山之前，林彪总结了教训后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①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
在党的建设和重建国家结构两方面的争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在毛和林之间似乎还有过一场政策争论，虽然中国的有关材料对它甚少关注：中国对美国开放问题。既然本书其他部分已经讨论这个问题，②这里仅仅大概描述一下。
导致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中美关系的惊人转折，其根源已经人人皆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这明显地引起了北京的关注：莫斯科是否正在将迄今为止的一系列小的对抗逐步升级。随后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尤其是8月在新疆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谣言开始从东欧方面流传出来：苏联人已通知他们的盟友，它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9月11日柯西金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的短暂会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局势，但很明显中国人仍然把危险看得十分严重。乌苏里江摩擦发生的当天下午，北京的报纸就把它与1968年夏天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进行类比，苏联人用勃列日涅夫主义为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护，该主义主张苏联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它不同意的共产党政府。中国领导人面临着在新的环境里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的问题。
有人认为，珍宝岛冲突是由中国人的一场伏击战挑起的。它是由林彪故意制造的，以引起边境的关注，从而促使参加中共九大的代表们认识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性，证明它现在在党内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①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毛和周恩来从边境冲突中所汲取的教训正好相反：苏联在边境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②而从边境冲突的情况看，如果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将难以有效地保卫祖国。因此北京接受了尼克松政府的主动表示。对华盛顿开放，使苏联不能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因而可以减少苏联侵略的危险性。实际上，甚至在中美建立联系以前，尼克松就已经表明，莫斯科不能设想美国会在苏联侵略面前保持善意的中立。③最初，中苏关系破裂的很重要原因，来自中国人对苏美缓和的不满；苏联人和美国人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中国人开始谴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防止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修的修正主义。中国人以意识形态的原则为重，而不以现实政治为然。所以毫不奇怪，中美关系的突破是需要中国人费番口舌作出解释的。④中美关系改善在林彪看来像苏德条约在亚洲的翻版，他对此十分厌恶。他可能认为，如果中国确实不能单独顶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进攻，那么与修正主义的苏联达成妥协，不是比与帝国主义的美国达成妥协要好？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后来被斥责为“孤立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⑤反对与美国或苏联建立任何联系，⑥认为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保护它自己。毛告诉尼克松和其他外国客人，林彪反对与美国建立联系。①如果毛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很容易理解他的动机。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与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对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政治局决定迅速提高警惕。1969年10月17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市开始进行疏散。
林彪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令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林彪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为苏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击。在黄永胜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通令”，他显然没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这个他自己引起的行动责怪林彪。①边界谈判于10月20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年的敌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十分谨慎，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谨慎接触为“复杂的小步舞曲”。②到1969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和暗示产生了效果。1970年，在林彪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1971年4月21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③林彪和平夺权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似乎他希望迫使林彪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并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年11月至1971年4月逐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林彪，因为，林彪过去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①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②。“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林彪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③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①“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