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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第一个反陈文件于1970年11月16日发布，列举了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反党，假 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和阴谋家。1971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陈在整个生涯中的“罪 行”材料汇编。2月21日和4月29日，中央发布两个通知，指出了批陈整风的具体实施方 法。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7—618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6— 409页。有关叶剑英的调查情况，见《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第265、294、301—304页。
②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 冬季号），第38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③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9—620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第302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38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226页。
③ 赫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18页。
① 同上，第618页；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②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7—125页。有关林彪政变阴谋的材料从各种渠道汇 集起来，但实际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描述，由胜利者写的或基于他们提供的证据写的。关 于一位接班人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有许多理由说明证据一定得经过加工处理的。一旦某一 天中共中央内部档案开放了，不能保证不出现另一种解释。为了解剖当时中国政治的实质， 似乎仍有必要对流行的最可信的说法进行探究。任何经过修改的描述可能都强调了，中国的 命运是由极少数铤而走险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庭的野心和阴谋决定的。
③ 同上，第93页。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0—91页。
② 同上，第92页。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2—93页。
①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93—95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页。
③ 高英茂：《林彪事件》，第57—61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6—97页。根据后来采访林彪女儿林豆豆所获得的大量材料，黄永胜于9月5日电话通知叶群。但既然黄永胜打电话时林豆豆不在北戴河，而审判时又出示了电话记录，所以9月6日似乎更可能是黄永胜打电话通知叶群的时间，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第3版。可是，大陆最近出版的一本史书称，林立果是由参加毛于9月5日深夜召集的会议的一位与会者直接告知的；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1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7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9—380页。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9页。
②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1—383页。
③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根据一条公认可疑的信息，林豆豆于1941年出生在苏联。当时正是林彪在苏联养伤三年的最后一年；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30页。
①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可能正是以这个故事为依据，雅普·冯·吉内肯断定豆豆是林彪第一个夫人刘小萌所生，叶群和林彪直到1960年才结婚；《林彪沉浮录》，第263、272页。叶群嫁给林彪的时间有待确定；见克莱恩和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辞典（1921—1965）》第1卷，第567页；但40年代中期在延安居住过的一个人确认，林彪和叶群是在那时结婚的。有关豆豆在林—叶家庭中的不愉快生活，请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56—292、429页。尽管张对叶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性的描述，但他断定，为叶群工作比为江青工作要稍好一些；同上，第429页。
② 《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6月15日和16日。
⑤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页。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页。另一种说法是豆豆在大约晚上8时30分报告了警卫团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27—430页，记载了9月11日和12日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所目睹的有关事情。
② 于南：“周总理处置‘9· 13’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经过”，《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31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6页；《华侨日报》。《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认为是周给叶打电话。
① 《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17日；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2页；《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页。根据王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32页的说法，飞机要起飞，还必须得到毛的批准。
② 《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没能阻止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一些成员乘直升飞机逃跑；《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100页。
③ 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3页。
④ 《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谣——周只是在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时，才从毛那里获得林彪出逃的消息。一些学者提供的一个嗅觉欠佳的观点认为，毛似乎故意放林彪逃走的态度，表明中国空军夜间作战能力太有限，以致于无法迫降叛逃飞机。
⑤ 同上注。
① 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7日。一种解释是三叉戟飞机没有直接飞往蒙古，而是转了几个弯，以避开拦截。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一位前国家安全官员向一位学者透露的，当时周恩来成功地劝说飞行员返回中国领空，但这个飞行员随后被林立果枪杀，林立果接替了飞行员，但他不能很好地驾驶飞机，致使它坠毁。另一篇由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撰写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9月12日，林彪在参加毛泽东举办的宴会后返回途中，8341部队根据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设置埋伏，用火箭射击汽车，搞掉了林彪。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6章。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萦思录》，第305－308、346页。有关林的高级军事盟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
② 在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月28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年他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段评价，可在毛泽东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毛泽东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入汪东兴。
④ 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53页。谭宗级：“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页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林彪了。谭：同上，第42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致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致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表达了这种观点。
“四人帮”的兴衰
接班人问题
这时，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他曾经希望建立一套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程序，以避免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就像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那样。但他的几次努力都失败了。50年代，他设计了“二线”机制，使他的同僚有机会在一线锻炼、曝光，而他自己在二线进行控制。刘少奇代替毛担任国家主席，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在刘少奇下台后就不存在了；同样地，他培养的“最好的学生”的模式也随着林彪坠死而失败了。①主席将如何解决“毛之后，谁接班？”的问题呢？更关键的是，他将如何解决“毛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呢？
林彪覆灭以后，三种势力开始在政治局里崛起：激进派，文革中的幸存者，文革的受益者。激进派是原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极左派的余党，就是他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到1967年，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利益迅速分化，构成了矛盾，但在重要问题上他们仍然保持一致。随着林彪及其集团的瓦解，以前的林江联盟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谢富治。谢富治原来不属于核心集团，但由于他担任公安部长，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当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对核心集团就十分有用了。康生，由于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似乎越来越扮演一个名义上的角色；谢富治死于1972年。这样，就剩下了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幸存者指那些高级官员，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但他们都一直与毛泽东进行合作：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代理国家主席董必武以及朱德、刘伯承和叶剑英三位老帅。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周、李和叶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他三位之所以留在政治局，是因为他们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对毛都是忠诚可靠的；确实，刘伯承虽然智力超群，但眼睛失明，没有政治活动能力，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员，主要是对革命元勋的优遇。
林彪事件以后，毛似乎感到有必要加强同这些幸存者的关系，因此同意为一批高级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重新安排工作。这些官员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对此提出过尖锐批评，即所谓“二月逆流”，并因此被打倒，现在把打倒他们的罪责全部推给了林彪。当其中一位元帅、前外交部长陈毅于1972年1月逝世时，毛出人意外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高度评价了这位老帅。①一件将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平反昭雪。1969年10月，根据林彪的疏散命令，邓和他的一部分家眷从北京转移到江西省，在一个县的拖拉机厂担任钳工，每天工作半天。当林彪覆灭的消息传来时，他在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两次给毛写信，请求允许他为党和国家再做些工作。在收到第二封信后，毛对邓小平的革命功绩作了赞许的批语，同意他返京工作，1973年3月，有关他返京的手续办完，邓小平返回北京。②至于邓小平第二次崛起的原因及其后果，本章后面将要探讨。
第三种势力是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由于他们的上司遭到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