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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解放军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③ 《邓小平文选》，第141页。
④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页。
⑤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683、 686—687页。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会议开始时不在。
⑥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页。
⑦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9页。
①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页。
②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邓小平文选》，第160页。
③ 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要，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60—161页。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页。
③ 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页。
① 同上，第16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页。
③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页。
① 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12—298 页；加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页；戴维· 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 德和弗雷泽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多次接触。
② 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页。
③ 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页。此人于1979 年5月被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① 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页。
②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页。
①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181页。
④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页。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② 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① 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 9月），第615页。
② 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词也稍有不同，这表明， 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③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下），第705—709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 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② 引自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③ 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 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 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 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见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 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④ 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 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 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
邓小平的纲领
毛之后，谁接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①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期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然而，比起1/4世纪以前的赫鲁晓夫，邓更有理由谨慎从事。无论中国人可能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多么偏激，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苏共还有尚未受到玷污的列宁的形象可资利用。对于中共，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想使毛得到保护，使毛的一些行动得到肯定。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想过分地谴责这个曾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人，也不愿过分谴责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谴责林彪和“四人帮”。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国当局对还活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领袖们进行了一次纽伦堡式的审判。
这次审判公开了许多他们所犯罪行的证据。据估计，差不多有73万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近3。5万人被“迫害致死”。大多数被告温顺地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并与法庭进行了合作。另一方面，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江青则为自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她反复声称她只做了毛要她做的事。①这个审判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使那些受害者看到迫害他们的人已蒙受耻辱和惩罚，甚至使某些人能够在公开场合谴责他们。但是，江青的证词说明毛是罪魁祸首，党将不得不寻找某些手段与这一事实达成妥协，以避开对他们进行追根究底的谴责，因为追根究底对幸存者也极为不利。最初曾有迹象表明，毛将被指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罪”，但后来并未成为事实。那个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行为受到了肯定。邓确信不切实际的历史学家损害不了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重要地位。①因此，邓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的初次讲话中，就坚持认为最核心的第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②3个月后，当邓发现刚起草的决议草稿在这一问题上讲得不够充分时，他说：“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的调子“太沉闷”；“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③在此后的意见中，他强调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对毛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邓在此暗示人民解放军也可能通不过。④成千的官员和历史学家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之后，这一决议于1981年7月1日在中共六中全会上被通过——此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立60周年。它直言不讳地将文化大革命归咎于毛：“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①在分析了这一时期的所有罪行和错误后，决议补上了邓坚持要加的东西。它指出，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终究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在他的晚年混淆了是非，错误地认为他的“左”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②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保护过一些干部，批斗过林彪、揭露过江青，并执行了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而受到了表扬。③决议最后指出，虽然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④在解释毛为什么犯错误时，决议取得了邓所想要的平衡。随着毛的威望的提高，他逐渐骄傲起来并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行动，结果党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了。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都有它们的影响。⑤对毛的评价听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解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或使法律受到尊重这一问题上，邓的决议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比赫重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多少。
如果邓不想放弃他曾协助创建的这一制度，他本人将尽力从毛的领导中吸取反面教训。然而，虽然他放弃了毛的头衔和个人崇拜，但他仍没有处理好政治文化中的“封建”倾向。邓曾教训华，职位并不能带来权力或权威。现在他本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推论：简单地放弃头衔并不能推掉权力和权威，而党的决议也不能驱除帝王的传统。尽管他坚决地声明，他每年只参与一两次关键决策，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尽管他已放弃了日常的行政工作，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他看作最后的决策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代际问题。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只有幸存者和受益者仍活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以后的中国，许多毛的受害者（他们也参加了长征）仍还活着。①他们重新上台，没有因毛的错误而受到玷污，反而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而受到表彰。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邓选他们为他的接班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获得像邓那样的合法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关系问题。邓在党和军队里有一张由朋友、同事、熟人组成的关系网。这些人对于邓成功地推行政策至关重要，胡耀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赵紫阳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关系网，但他们在权力和威望方面不能与统治中国的盟友相提并论。
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个突然出现的派系斗争的问题。在毛逝世后初期，这些重掌权力的受害者一致认为当时的紧迫任务是撤掉那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并摒弃那个时代的政策。在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原先的联盟在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上开始分裂。以重新复职的两位德高望重的“文革”受害者陈云和彭真为例，邓并不总是同他们有一致的看法。假如邓能退休，他的同伙也都退休，让胡和赵去应付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那么接班问题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