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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②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次非常详细的谈话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圣经”。③最后，毛警告说，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们要小心。④几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规的战斗。1973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候，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①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并加强合作时，这些怀疑就更加严重了。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没有给中国人做什么保证。
基辛格坚持与苏联缓和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外交形象。北京领导人认为，基辛格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表明美国一直在幻想着软化苏联的实力，也说明美国根本不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关系对中国安全的影响。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晤突出表明美国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利益。苏美不仅就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条约达成了初步协议，而且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会晤：这显然表明美国默许和承认了苏联对有重兵驻守的一直有争议的中苏边境地区的战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尔辛基签署的东西方协议使中国人更加不安，因为这些协议使西方接受了战后欧洲的分裂现实，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亚洲事务。
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气的；但邓小平却没有同样的克制。1974—1975年间，邓小平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他的直率性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分歧，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讨厌的小个子”；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其建立起来那样很快就消失了。1972年毛知道尼克松访华将有助于他连选连任；而邓却没有向福特总统发出访华的邀请，反而有意识地邀请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对手）和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家访问中国。1975年底，福特访华，但成果甚微，只进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针锋相对的会谈。
然而，这场斗争的发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邓。①1973年初，当基辛格希望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进一步谈判时，周便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怀疑。在这位总理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并指导一个联盟，以限制苏联的野心，使莫斯科难以让西方国家具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周对此嗤之以鼻。毛同意周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势力不断发展而不是削弱的时候，虚假的缓和是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说，美国可以“既有茅台，又有伏特加”。他认为，如果由美国来左右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得不到解决。
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承认美国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②1973年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没有提及危言耸听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双方早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相反，这位总理着实称赞了一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毛指出，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部署“太分散了”。毛与周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承认美国的地区安全作用和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计划，北京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够认清加强与北京的密切关系要比注重与莫斯科的不稳定的、带有危险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还夸大言辞，说1973年将是“欧洲年”，这就是说，美国对各地区和各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是权宜之计。基辛格讲话中流露出的一种霸气，视中美关系如草芥。北京对此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尽管北京仍准备寻找机会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但基辛格的话使中国人专就中美分歧展开了争论。
周是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思想和决定的第一个人。这位总理又回到了1972年毛与尼克松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即苏联长期战略的重心问题。毛虽然自认十分担心苏联在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但坚持认为莫斯科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但到70年代的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了：这表明莫斯科在中苏边境部署军队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安全保证（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年5月周第一次指出，苏联的突然袭击已被制止住了。①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威胁的主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毛最担心的事一直是苏美和解可能使苏联对中国增加其政治、军事压力。由此产生了三种结论：第一，是否全部解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京并不十分看重；第二，北京强调欧洲不断增大的军事危险，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中国国土的地区；第三，北京强调其与第三世界拥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
周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②这位总理试图避开来自敌人和假定的盟友的双重挑战。谈到莫斯科时，他说，中国尽管“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历史证明，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更不用说独“吞”了。70年代初中国官员曾不祥地说过，“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一声明使用了不规范的数学表达法，多说两倍以上的数目）。而现在则说区区百万大军不足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一场苏联侵华战争制止住了，那是因为没有人会重犯30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战略错误。谈到两个超级大国时，周说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都是为了牵制对手，而不是为了征服中国，因为“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周还强调说，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
周尽力将中国与争权夺利的大国分开，以便有效地避免对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在美国与其对手苏联的竞争中，中国不想被美国利用——正如毛早先所说的那样，“站在中国肩膀上与莫斯科打交道”。①同时，周抨击了认为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已趋于缓和的观点，认为苏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持久的——这反映了两国的“争霸野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会导致世界大战”。中国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在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的，而且也不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将站在一切受压迫的国家一边，置身于超级大国竞争之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说法都有其现实意义。通过不参与（至少是口头上的）超级大国间的争斗，周尽量不引起左派的批评。左派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会破坏中国的意识形态准则。
“四人帮”对周与邓的怀疑与仇视越来越重，但是，他们只能暗地里攻击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毛个人对中美和解的赞同和林彪不光彩的死亡（更不用说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的战略利益了），使这些激进派很难对中美关系进行正面攻击。然而，周与邓都极易受到间接的批评。与西方不断加紧的接触使中国卷入了“大国政治”的漩涡，从而危及了中国对第三世界的立场，破坏了中国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相信了美国在遵守《上海公报》中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忠诚和友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江青和她的同伙支持仇视外国人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潜伏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之中。
中美关系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妨碍邓小平采取与西方和解的主要行动。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他猛烈地抨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这种批评显示了他的勇气。在与美国公开或私下解决棘手问题时，邓小平从来没有被指责为“对美国软弱”过，他的国内政策含有希望西方广泛参与中国现代化的成分；这使他的政治对手得以攻击他为了迅速发展经济而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然而，指责美国软弱与姑息退让的是邓而不是激进派。苏联断言：国际安全的需要使中国必须尽快发展经济与技术；邓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和落后必须不断把苏联的这一说法放在心上。
由于没有受中美间政治问题的干扰，中美两国的贸易在70年代初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农业歉收）。70年代中期，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减少；这使美国向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骤减；与此同时工业品的贸易额仍很低。虽然华盛顿在向北京转让西方先进技术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日本仍是中国工业设备和整座工厂的主要供应者。迅速增长的石油生产使中国石油出口日本的数量上升，偿还了这些设备所欠下的债务。但是，这些却使邓小平遭到了左派的攻击。
尽管有些严厉的批评；但邓仍然继续挑美国外交政策的毛病。毛使邓接受了他的政治开放方针；他曾直率地对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未能有效地制止住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①这位主席晚年的思想一直很矛盾；他想反苏，而不愿付出意识形态上的代价。1975年1月，毛没有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提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措施。同时，毛却私下会见了保守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此人以反苏而闻名。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明显地表明了他的矛盾行为。毛认为，苏联的扩张与国内修正主义是两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区分孰轻孰重。
无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没有必要的办法和领导能力去巩固、完善两国的关系。邓指责基辛格和其他美国官员对苏联的不断挑衅所表现出的软弱，以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无能。但是，他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利境况。70年代中期，派系斗争剧烈，邓没有赢得谈判突破的政治自由。毛极为衰弱、变化无常；周自我引退，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活动，而邓则在全力对付着他的政敌。
由于与美国的关系毫无进展，中国人便无意看好美国的力量了。1973年石油危机后尼克松总统在政治上的失势；苏联在第三世界发展了势力；西贡政府的垮台：所有这些使中国人认为美国并非是坚强、可靠的伙伴。特别是在1975年4月南越政府倒台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虽然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期待这一结局，但这件事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是消极被动的，它在战略上是软弱无力的。也就是说，与美国发展亲密关系对北京来说虽然是重要的，但其价值已大大降低了。
1976年1月周逝世、4月邓第二次下台后，中美关系突破的前景黯淡无光了。为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福特总统不愿意为同中国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而冒犯、疏远保守势力。任何进一步削弱美国与台湾关系的行动都会严重损害福特与共和党右翼的关系。为此，福特总统选择了不改变政策的方针。这种方针却遭到了北京重新得势的左派的攻击。7月，副总理张春桥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全然不顾周和邓先前实施的外交政策，尖刻地指责了美国对台的政策，甚至警告说中国很可能对台北动武。当两种政治制度均面临继承人问题时，张春桥的讲话明显地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滑坡，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
1976年9月9日毛的逝世和10月份“四人帮”的被捕并没有立即改变上述形势。新近出人意料地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