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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烙印。这种说法认为，毛作为发起人，在他脑海里有一个宏伟目标。就是要保证中国革命沿着他自己的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沿着党内其他异己分子的路线发展。根据这种说法，权力之争和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毛的路线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已十分系统地采用过了。尽管这次冒进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毛不愿放弃其目标。甚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足以导致党内领导的分裂，使反对他的意见日益明朗化时，他仍然如此。在他看来，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不充分，上层建筑领域也还有待革命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国上下与其观点相悖的思想以及拥护这种思想的人都有待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所表明）已定下了这些目标，但与完成这些目标所担负的任务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大革命又继续担当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竟的任务。同时，又增加了执政党内权力斗争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民主革命开始后，经过28年（1921—1949）才完成了一系列革命，后来又进行了17年（1949—1966）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作为这些革命的胜利者，发起了这场完成上述目标的运动。①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为进行如此雄心勃勃的事业，既要纠正错误的思想，又要夺那些拥护这些思想的人的权。毛发动了这场群众运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宣称，“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那时，毛操纵着这场群众运动，向“目标”放出了“群众”的能量。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土地革命时期夺取了中国农村的政权。只要旧的政权机构统治着农村，土地改革就不会取得胜利。同样，在那些反对他的势力被推翻以前，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也不会成功。不过，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那些反对他的当权派是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并都曾是整个革命事业过程中的先锋。
这已不是毛第一次发动群众来批评党。但就这些对象的性质和范围说，这是最大胆的一次实践。这样利用群众有很多相关作用，是打击对象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允许群众直接参与权力斗争，因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他们个人的利害关系；运动期间自然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成为接替被推翻的当权者的新的领导来源。总之，这可以使接班的那一代人在毛死后能继续进行他的革命。
当然，这会产生“过头事情”。但毛泽东早就发现过头事情有一种功能。所以，只要这些过头事情发生在“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时期，就是可以容许的。在运动的巩固阶段，当群众痛恨的对象已被打倒，这种过头事情就随之被纠正，因此，认为运动高潮时期的所有情况到运动后期的温和阶段都会保留下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毛泽东在以前群众运动中采取的原则，先发动、促进，而后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采取同一方法。因而，从1966年5月起，他故意使这场运动走向极端。一方面允许运动按其原有的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又操纵被鼓动起来的群众，攻击包括党内最高层领导人在内的被他指为批判对象的所有反对派。在破坏性阶段似乎达到目的时，这些过头事情就被纠正。然后，一个新的上层建筑就由一个新的或至少变乖了的领导班子来建立。
1968—1976年采取的教育制度变革可看作是这次运动重建阶段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变革不可能在1966年以前的领导班子下实行。整个教育制度在1976年毛死后，又突然被全面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的形式和结构，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如此。这些情况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又一个合理证据，即随着权力的丧失，政策也随之被轻而易举地推翻了。1976年以后的逆转情况，似乎最终证实两条路线的斗争确实存在，除非斗争不按毛的条件，而是按其对手的条件来解决。他曾预言，这些对手需要一百多年，或者再来几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战胜。在发动红卫兵阶段的第一年年底，他还说过：巩固这场运动至少要十年。①① 这一解释来源见本章第585页注①，参见后文中朱莉娅·匡（音）：《中国学校中的文化大 革命（1966年5月—1969年4月）》；梁恒与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安尼塔·詹： 《毛的孩子们》。
①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58—659页。
① “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5月1日，载于《万岁》（1969年），第677页。
发动群众
一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标志着遍及全国各校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加强。聂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北大支持1964年高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员之一。她在这次运动中，反对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她的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毛命令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然后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市委的两位委员及陆平，批评他们企图以强调学术内容来阻止北大开展文化大革命，限制群众参加，缩小运动的政治意义。
事实上，那年春天，学校的政治活动仍集中在学术问题上。紧跟毛在1964年春节讲话中提到的同一斗争路线，批评教育制度的势头日益加强。批判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学校的课程、教材及政治学习上。关于剧本《海瑞罢官》的辩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学术论战和学生作文的主题，而不看作是批评毛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政治攻击。
聂元梓的大字报意义重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集中的政治焦点。大字报是在6月2日发表的，紧跟在6月1日具有同样挑衅性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
批斗对象与运动参加者
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不能如期于7月举行的消息在6月13日宣布之后，学生们便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这场运动上来。为使学校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新生入学要推迟一个学期。特别是要实行一种新的招生方式，让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士兵走进大学，可这又是一个权力问题。资产阶级权威决不会做一丝一毫的让步。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宣称：“他们是不斗不倒的，倒了还想爬起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党组织想继续控制这场运动。如第二章中所讲，6月初根据负责党的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少平的指示，工作组被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工作组在大学里起了制造分裂的作用。他们试图抑制运动的发展，限制群众的参与和防止发生暴力，把活动限制在各校园内。有些地方，工作组想把学校党的领导人列在运动对象之外。聂的大字报发表后，学校党的领导人即受到攻击。后来，工作组受到批评，被说成是“矛头向下”，保护少数，打击多数。工作组还反对前几个星期表现最突出、对工作组企图干涉这场新生运动表示不满的积极分子。
在六七月间，这种冲突还只是局限于校园里。但是，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对斗争对象的性质也缺乏统一理解。由于运动发展到党外，发展到反对党组织，因此，由上而下的正常领导渠道被中断了。各省运动的进展只能根据当地对各种信息的反应，如国家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还通过“北京来信”，或从北京回来的积极分子的报告会这类非正式的传播渠道得以加强。
在北京，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在学校会议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在中学，召开批判大会批斗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这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还关过“牛棚”。牛棚的含义并不是指“牲口棚”，而只是一个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对他们的斗争终于结束了。他们被释放出来后要接受群众监督，被调离工作或“靠边站”，从事某种卑下的体力劳动。
在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北京，工作组试图遏制和阻止运动的发展，这种行为最终使他们成为像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类造反派学生的斗争对象，这时有800多学生因参加这种活动而被定为“反革命”。①他们自己也受到了管制和严格的监督，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批判。
这一时期，一些无党派学术权威也受到批判并“靠边站”。这些人是不费劲就能找到的靶子。在运动初期，那些被列为靶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在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有牵连，或者由于他们的右倾思想和死不悔改的行为。这种人常被称为“黑五类”，意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黑五类时多时少，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团体。在后两年中，这些靶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在中国某些地方，他们是首批“斗争对象”。后来的运动仅仅反对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而以前人们只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唯一的斗争对象。
为了控制这场运动，工作组在每所学校都发动一些学生起来领导运动。他们虽然不能说全部是，但基本上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也就是工人、农民、干部（特别是那些1949年以前入党的）、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这些人被称为：“红五类”。这些学生和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学生，成了各个学校建立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领袖。
7月底，毛以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离。随后，他又把6月10日至7月31日工作组时期的50天称为“白色恐怖”时期。但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他们把后来这段时间自称为“红色恐怖”时期。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红八月”。
工作组撤出后，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学生在来自中央的各不相同的消息的推动下自然地作出了反应，他们沿着相应的路线发生了分裂。“保皇派”或保守派，并没有采取像工作组那样的行动去支持某位学校领导，据推断，他们也没有去支持刘少奇和党的组织。学校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代表了这些学生来领导。造反的学生（造反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这种分歧发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
尽管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往往随运动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有分裂，有联合，但各地都形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特点的参加组织的模式。地方和军队干部及他们的子女往往站在保守派一边，他们不愿攻击党组织，而是较积极地反对其他斗争对象。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人，如他们自己所说，既不红也不白，站在造反派一边。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如参加的话，也倾向于这一边。这些人更激烈地攻击党的权力机构，而对那些与他们有诸多关联的对象却不太攻击。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分成两派，两边都有参加者。
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他们并不是运动对象，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他们也按类似路线分派，并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有时候，比如在北大，学生和教师开始都参加同一组织。最典型的是绝大多数中学或大学学生有时加入这一派或另一派，既出于积极性，也出于同情心。比如，北大教授周培源，从1972年起与周恩来一起致力于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并因此而闻名，在1967—1968年间曾积极支持北大的“造反”派。这一派与当时还算“保守的”聂元梓的红卫兵派是对立的，而后者对党组织的态度要比造反派温和一些①。
阶级出身好的青年控制着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它们形成于1966年8—9月。工作组撤走后，批判大会变得更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仍在进行，而且在批斗过程中，他们常常挨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受到其他侮辱。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各省的中学里。在“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