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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到其他侮辱。殴打和虐待的情况在各地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各省的中学里。在“红色恐怖”时期，斗争对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时，斗争对象已包括阶级出身不好的学生和其他一些最初未被列入的人，包括从未被实际列为右派但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老师，或者是那些家在海外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在海外学习过而仍然欣赏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政治错误。
据作者在香港访问过的前教师和学生说，在大中学校中有大约10％的教师与一些老同志一起被当作“牛鬼蛇神”对待。在办公室和研究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受到同样对待。隐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坏分子也被查了出来。在此期间，这些斗争对象常常被抄家，因为红卫兵要寻找资产阶级财产和其他罪证。他们的家属也受到不同方式的羞辱。妇女被强迫在洗衣板上跪数小时，头发被剃光，要写自白书，还常常挨打。在这一时期，各地都有关于斗争对象死亡或自杀的报道。
有时那些未正式被定为“牛鬼蛇神”的人也受到类似的体罚。教师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不愿参加这场运动的老师，学生会贴墙报批判他们。所有教师都要作书面自我检查，分析自己是怎样推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所有学生都参加这场运动，批判他们的老师，评价老师的自我检查。对大多数老师来说，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即使没有严重到要召开群众批斗大会的程度，但也受到进一步审讯。在这些过程中，如果他们回答问题稍慢些，有时还会挨打或受虐待。
就在这时，由于红卫兵冲出学校破“四旧”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的街道名称被更改，“封建的”艺术和建筑被毁坏。有些学校非常严格，只允许阶级出身好的红卫兵上街执行寻找和摧毁“四旧”的任务。但在其他学校，虽然每人分成不同的组，却都愿与出身好的红卫兵一起出去。而中产阶级的青年则跟他们自己的造反派一起活动。
也是在8月，红卫兵及其他一些人开始免费在全国旅行，以“交流革命经验”。北京的青年走向各省，各省的青年汇集到北京。在北京，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大规模集会，毛及其追随者借此机会进一步动员和指导这场运动。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是在8月18日，毛亲自参加，并接受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表示他对他们行动的支持。那年秋天，在免费旅行取消之前，约有1300万青年人来到北京。正是在这种串联中，来自各省的红卫兵，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斗争对象的真正性质。
秋天，毛及其在高层的追随者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把运动的焦点直接指向首要斗争对象。8月8日党中央“十六条决定”及8月5日毛的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之后，这些情况就更明朗化了。毛的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批评了在工作组的50天中试图抑制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干部，这就直接指向派遣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十六条决定”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并指出右派分子和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运动的对象。但“方针”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对于主要斗争对象，毛不能单靠那些出身好的红卫兵，因为这些红卫兵即使不受他要打倒的那些干部的子女所领导，至少也会倾向于保护这些干部。他们很容易被鼓动去攻击那些级别较低的校长和党委书记；而当矛头明确指向上边时，他们的作用也会发生问题。因此，从6月开始，毛便在暗中支持那些处于守势，还不能与工作组和早期的红卫兵抗衡的造反派。在北京，为消除他们原先的对立，造反派控制了10月6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他们鼓励每一个人（不仅仅出身好的），都参加到这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来。到1966年底，随着阶级出身好的人的排他思想受到批判，忠于他们的势力被削弱，造反派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段时期内，他们似乎控制了这场运动。例如：有些高干的孩子和其他一些开始时领导过这场运动的人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少数人成为反对现有机构的“极左分子”，另外一些人由于运动目标逐渐牵扯到自己的家人而退出。
此时运动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允许学生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进入机关与那里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于是，运动由学校扩展到工厂和政府部门；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这时官方禁止逼供信，这在反对学术权威初期尚未禁止。但新的斗争对象仍然受到殴打和虐待。批斗大会上最常见的是“坐喷气式”，或强迫被批斗者在会上弯腰站着，人在后面用胳膊架着他们。
夺权
到1966年底，最大的斗争对象被揭露出来了：刘少奇是要被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从学校升级到党中央只用了半年时间。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号召工人和农民加入到知识阶层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来。上海市的一月夺权斗争被当作官方的政策而传遍全国，波及到各级党政机关。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很快在全国各省、市、县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进行；结果引起混乱，精心建立起来的深入到每一个工作单位和行政单位的党组织停止了工作。群众运动迅速扩大，除毛和林彪以外，整个党的高级领导层以及各地的省级领导都受到了群众的批判。①哪儿的当权派得不到保护，当权者就会发现他们所受到的是与早先地位较低的和出身不好的人一样的待遇。这一时期的运动以1967年4月由蒯大富及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发起的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批判大会为代表。在斗争对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权力之后，漫长的和充满分歧的建立权力机构的过程开始了。
毛明确鼓励全国青年做他的革命事业的先锋，但要他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交到被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手里，似乎决无可能。然而，毛当初利用群众不只是要攻击当权派，而且是要真正把当权派推翻。一些人认为，他的这一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特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当然，对于一位党的领导人来说，允许非党群众以这种方式来参加权力斗争是前所未有的。1967年1月以后，群众在日后掌权的希望逐渐受到伤害，并产生了失望。正是这个问题使运动重又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
但是，人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全国已经起来的造反力量在从当权者手中夺权后，毛究竟打算让他们分享多少权力；毛重建政权机构的计划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派系斗争和一月风暴后官僚主义的抵制。很可能，毛当初只想指出大方向，并把群众运动引向那个方向。同时像他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根据“群众运动规律”，一面沿着那个方向走，一面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的细节。因此，1966年8月的“十六条”确实号召建立一个以巴黎公社为模式的永久性的群众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这场运动（第九章）。但一月风暴后，所面临的任务已不仅仅是建立群众组织的问题。因而毛选择了一条更为“保守”的道路，把反对“极左”路线的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工作来抓，并把这作为将这场运动进行到底的主要动力。①1967年2月，官方的政策转为控制无节制的一月风暴所产生的过头事情，中央谴责无政府主义，提倡加强革命纪律性，对改正错误的干部实行宽大处理，毛自己也认为革命委员会比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更适合于作为重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形式。新的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由革命干部、军人和群众领袖的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组织。在重建过程中，毛还让解放军起主要作用。第一个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1967年初发出的，从春节之后的那一学期开始。同时，1967年3月，毛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②中央这些关于夺权后的指示，给了干部和保守派所需的机会。造反派称这些后来反对他们的活动为“二月逆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接受了这一定论。为改变支持当权者的保守势力所造成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于3月发出警告，群众组织的领袖在革命委员会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会被否定。这就掀起了批判副总理的高潮。这些副总理与周恩来一道，试图在政府各部采取有节制的夺权策略，这就推动了“二月逆流”。
不过，此后，中央再不让造反群众像1966年10月至1967年1月发动他们时那样来控制这场运动了。3月，命令解放军进驻学校，表明毛要对此加以控制。此后，运动的发展主要是协调和平衡各派力量之间的权力。这些力量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官员、以林彪为首的解放军，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组织的人员和互不相容的群众组织。在全社会革命委员会中建立的三结合与毛操纵的这场运动顶峰时期权力的三位一体是相一致的。同样，1967年1月以后群众组织的分化也反映出在权力平衡中各主要派系之间方针的不同，尽管各自继续宣称他们忠于毛主席。
迫在眉睫的任务很让人为难，对每一个受打击的干部的案子要进行鉴定，要给他或她的错误定性，对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做出判断。“好”的干部可以复职，甚至可以成为新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在各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分成了许多派别，因此，难题是怎样在这些群众组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群众对近几个月的冲突仍然记忆犹新，有时很难容忍不同派系的人坐在一起，在谁当学校新领导的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一个组织支持复职的干部自然会被其对手否决，其对手支持的干部也会遇到相同情况。随着不同意见的增多，个别成员可能会退出这一派而参加另一派。
根据3月7日毛的命令被派到各校的军代表成为决定性力量，如果不是特别指派，他们本来是不参加进来的。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要把长期不和的各派重新组成一个统一的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然后参加组建学校的革命委员会。当初的目的，是要重建红卫兵组织，以替代从前的共青团。
但是军代表筹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并不值得称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央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坏分子本人（并不是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不肯悔改，就禁止其参加群众组织，甚至不能重返工作岗位当教师或干部，这一规定并没有引起矛盾。这些人被归为以前所定的“牛鬼蛇神”之列。他们被遣送回乡，在群众监督下接受劳动改造。而那些出身好的则应作为学校中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这一规定却引起了紧张局面。此外，“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①军队本身就由阶级出身好的人所组成，在精于世故的城市青年看来，它绝对是由“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占支配地位的。他们被训练成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理智地评判互不相让的中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精神上。因此，军队支持那些出身好的人，但并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一派，也不管在此之前他们曾做过些什么。当然，还是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才能成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在干部及其复职问题的争论中也只有他们的话更起作用。一般说来，出身好的人愿意接受中央对干部宽大处理的方针，故而他们成为学校中解放军的天然盟友。
中产阶级的学生对这种阶级路线的重新出现十分不满，因为这种路线当初曾使他们不能充分参加这场运动。现在要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他们又一次被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正因为如此，1967年春天，保守派与激进派才又一次分裂。两派之间的分界线和从前一样主要是在权力关系上，两边的参加者常常处于同一种境况。1966年后半年，由于放宽了参加运动的条件，增加了斗争对象，阶级界限的划分曾发生过变化。1967年，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