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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变化。1967年，对象被打倒后，在谁能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问题上，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分歧。
与激进派不同，保守派较愿意与前当权者妥协。阶级背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别，尽管这种区别不总是绝对的。那些“红五类”分子，尤其是生于当权者家庭的，往往倾向于保守派。尽管任何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同的组织，但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裂中，这些组织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另一边。全市或全省派系的联合，使这种分裂进一步扩大。在北京，保守的组织把自己与“天派”联系在一起，之所以称“天派”，是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组织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与之对立的“地派”，是由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个组织所领导的。在广东省，保守派团结在“东风派”周围，而激进派追随“红旗派”。
但是激进派在权力均衡中不会有主动权，除非官方政策再回到1966年后期那样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是不会同意的。而且，中央的态度是妥协和模棱两可的，官方一方面想要保持“一月风暴”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要探索一种在中央切实可行的平衡措施。这就使个别领袖有很大余地在各方面操纵群众力量，直到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对于产生的分歧，文革小组一般站在激进派一边，解放军站在保守派一边。周恩来表面上在双方之间斡旋，实际上则倾向于保守派。
在军队最初进入学校对全体人员进行军训时，其目的是要促进联合，加强纪律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这一目的。天津的延安中学被树为这方面的典型。①军训可能还做了一件事，即为武斗增加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在1967年春季到秋季，很多地区的派系斗争才升级为严重的武斗。现在，运动参加者把破坏性冲突的矛头直接指向对方。
1967年7月发生了武汉事件，地方的保守派绑架了中央文革小组派去的调查员之后，江青用其著名的口号“文攻武卫”把激进派推上了舞台。此后，他们盗用部队的武器，不久，两派都有了武装小分队。这一时期激进派情绪再次高涨，有些组织开始攻击整个权力结构和所有的干部，不管他们是不是“好”的毛主义者。有些人甚至要求继续彻底重新分配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他们还攻击政府领导人、保守派群众组织和解放军。
此刻，毛又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干预。8月初，激进的“五·一六”兵团被曝光，该组织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成员领导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早已策划好的反军队当权者的运动被取消。9月初，江青撤回她武卫的号召。新措施的宣布清楚地表明运动的巩固价段开始了。秋天，又宣布了重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工人，而不是学生，被正式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学生因犯错误受到批判。春天，他们接到回学校复课的通知。 1967年底，毛以同一种调子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目的是缩小斗争目标，重申对干部采取宽大政策，维护解放军的统一，使不和的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才最后形成。各省争权的领袖们，包括解放军、干部和保守派与激进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被召到北京。在文革小组、周恩来及军队的积极监督下，他们自己商讨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办法。但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歧并没有因大联合而消失，它们被带进新的执政的革命委员会。
当时，激进派对由解放军支持的日渐强大的干部—保守派联盟来说，明显处于守势。中央在1968年春天发动了最后一场反右倾运动。双方利用从解放军那里夺来的武器进行武斗，甚至把当地驻军也牵扯了进去。激进的争论者当时宣称，“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关于干部问题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时，“资产阶级的”干部被复职，而革命干部却靠边站。而且激进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在被挤出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问题的斗争还在进行时，有些激进分子就退出了斗争，他们预料他们这一派会成为“为革命付出的部分代价”。①1968年7月中央发出严禁武斗的命令，毛召集北京的红卫兵领袖开会，会上他严厉批评他们参加内战。②他们拒绝停止内战，毛遂亲自命令工人进入学校去阻止战斗。他送给驻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巴基斯坦芒果被作为是毛支持工人进入学校的标志而传遍全国。在学校，他们与解放军一起制止武斗，并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组织大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学习，做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要对这次群众运动作最后的永久性的结论。
官方指明要正式撤职的对象，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五类”，如果必要，他们会受到惩罚。可是，每人都要受审查。所有的老师都要进行最后一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评价他们在运动期间和以前是否符合现在已拔高了的毛主义的标准。尽管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公平的，但到 1968年后半年，由于新的革命委员会中既有阶级出身不好的和出身好的，也有各院校中现有的工人和解放军，因此使新出现的权力均势不可逆转地倒向保守派干部一边。①巩固阶段
1969年 4月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些发展。大会宣称，作为政权机构的各省革命委员会已胜利建立。但革命还没有结束，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因夺取政权而消亡，还要继续进入斗批改阶段，还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报告强调全国各单位的斗批改应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党组织，精简行政机构，让知识分子下去参加劳动。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当前必须贯彻执行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定”中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①因此，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按毛最初制订的路线发展着：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它来改变上层建筑以适应他的路线。斗批改的主题是重申群众运动的必然性，它贯穿于从“十六条”（第一条）到毛1967年3月关于派军队进驻学校以及从九大直到1970年初的整个过程。教育革命的政策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也同样一开始就包括在1966年6月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定及8月的“十六条决定”（第十条）中。
根据这两项政策声明，教育制度应该彻底改革。应设计一种大学和高中招收新生的新办法，因为现有的办法不能从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固有模式中解放出来。新的挑选方法应以推荐和无产阶级政治为基础，以使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升学。另外，教学、考试及升学等一切安排都要与教育内容的改革同时进行。学习的时间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虽然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他们也要兼学别样，如工业、农业知识及进行军事训练。通过这些学习来判断如何最好地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① 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① 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① 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 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① 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 “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期（1968年 6月 4日），第 1—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 96页。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 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 《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 5月 9日），参见第 904期 （1970年 4月 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6年 6月 18日及8月 9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毛主义者——红卫兵对教育的批判
这些原则构成这场运动三个阶段（斗争、批判及改革）的基础，在学校中就是这样开展的。如前面所指出的，党组织当初是想把运动集中在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改革上。①由于运动逐步升级，脱离了党的控制。毛的教育理论为批判教师及斗争对象提供了基础。在批判斗争对象时言辞变成严厉的指责，按照官方媒介的争论路线，要“揪出”学术界的当权派和那些为精神贵族提供滋生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实际上，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已退居幕后，因为红卫兵转向社会，到处打击当权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属于运动巩固阶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派系冲突降温。第一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在1967年发出的。小学在2月春节后开始复课。中学教师和学生3月1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经验，大学生被命令在3月20日前返校。②此后碰到的困难前面已有阐述。
然而，1967年秋季那个学期，在中央再次号召全国所有学校应立即复课时，一些派性冲突不严重的中学确实想恢复学校生活的原状。③在军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间，组织学生批判他们的教材和学校体制其他方面的特征。1967年底，第一批高中学生又离开学校，但这次是接受第一次工作安排。1968年春那个学期，许多学校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新生。老生先做新生的班长，然后逐渐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农村或国营农场工作。对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年才开始。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场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
但他们给后面的人留下的是对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1967—1968年遣散阶段的产物，在重新统一以前，它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清华大学，斗士们仍沉浸在争斗中，改革教育的号召遭到两派领袖的抵制。他们争论说，权力是关键问题，在哪方控制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具体改革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广东，保守派很快对中央发出的集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口号做出反应。激进派起初抵制这一号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