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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很快得到了改善。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同行，比比自己，仍不甘心。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想使西方技术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试图把西方教育特色尤其是美国教育特色掺到苏联模式中去。这个有争议的混合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样的新形象，仍有待来日决定。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方式已经不满意或不赞同了，这表现于70年代后期在现代的口号下而被奇妙地恢复了的一场本世纪初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要有多大变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满足其经济繁荣的希望。1983年，党的领导人十分忧虑地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其目的之一是反对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东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现任党的领导和大学知识分子是完全一致的：根据延安经验而取得的任何经验应该坚决地放回到最初产生它们的农村中去。
就业与青年
在农村，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成为劳动力，实际上，他们辍学是为了从事各种不同的农副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毛以后的政府在处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方面采取与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化大革命10年提供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措施是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当时的原因是担心青年人可能会上街。中国学校当局和香港被采访者均引用过这个原因，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1978—1979年首次宣布政策时，一些地区起先拒绝减少中学的招生名额。第二个措施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配到农村去工作的做法。
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代价的是几百万年轻人，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农民结合为一体，即使他们可能学会了与农民一起生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农村。正是在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乡的），产生了不同政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几乎仍然遵守老的毛主义“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个口号在60年代后期把他们鼓动了起来。有些人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有些人坚决反对这种要求。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回城市的途径，但由于1978—1979年政策的改变，他们仍会被允许返城。他们的返城引起了一个大量失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后来允许他们从事个体或集体经营而逐渐缓解，而以前这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识青年以后都允许留在城市。可是，还得寻找办法来处理许许多多在早熟年龄走出校门，而生活又无多少前景的年轻人的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既降低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业机会。同时，小学入学年龄在70年代后期正式规定为6岁，但后来，为与缩减中学入学名额的决定相协调，很快改定为7岁。这使年轻人“步入社会”推迟了一年。但是，他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据说这些年轻人无视法律的情况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1983年下半年被一场全国性打击犯罪运动暂时制止了。但是，由于没有再给青年下乡运动赋予政治意义，因此当政府号召城市青年自愿去边疆地区落户时，并没有指望得到热情响应，这次是号召帮助开发偏远的青海省。碰巧，这一号召与打击犯罪运动同时发生，大量城市犯罪青年被送往青海以接受改造和教育。因此，1966年以前那些决定城市的失败者和落伍者命运的迁移计划所没能实现的意图，现在立即在恢复实现。大学行政当局1980年的报告说，甚至在国内的精英中，说服他们的毕业生到远离家乡的地方接受毫无吸引力的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以后的官方信条认为，一个人能通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这个信条不是没有弊端的。但是，党的领导人不承认其中有些社会问题是他们自己政策矛盾造成的结果，反而发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反对一切机械地照搬西方的东西，并驳斥社会主义制度能存在异化的主张。
① 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社会民主和行政改革的新试验”，载《现代中国》 1982年4月第190页。本篇论文及已被引用的关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专题文章是以作者1980年在中国三个半月的研究旅行期间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材料主要是通过在20个大学和8个中学的会见而收集的。由于在教育部先前订有协议，问题被官方限制在1976年以后，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10年进行正式调查还“还为时过早”。
① 《人民日报》1979年8月12日；《光明日报》1979年7月24日；长沙湖南电台，1979年 5 月29日消息，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年5月31日，第4页；沈阳辽宁广播电 台1979年5月21日，《世界广播新闻概要》，FE/6126/BII/8，1979年5月26日。
① 例见《中国青年报》1981年5月9日；《光明日报》1981年10月5日；《广州日报》1981年 8月4日；赵紫阳总理也于1981年底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承认了这个问题。
① 1979年一年级招生数字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3卷，第205页；1981年的数 字来自于《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其他数字的来源表29中予以注明。
② 张承先：“克服左倾思想影响，搞好教育调整”，载《红旗》1981年第3期，第28页。
③ 1977—1978学年的早期数字是：有6890万学生在普通中学，另有80万在中专（克拉克· 克尔等编：《中国的教育和劳动关系评论（1978年春）》，第3页；中专招生名额出自《人民 日报》1979年7月28日。新的官方数字列于表30）。
① 上海《文汇报》，1981年10月21日第4版。关于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少的情况，见1982 年，2月25日《文汇报》。
② 《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2日。
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3卷，第205页；和《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① 宋健：“人口和教育”，载《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第3期（1980年6月），第1—3页， 译文在《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77745期，《中国报告：政治、社会学和军事事务》第178 卷，第3期，1981年4月3日，第43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北京第16号（1980年12月1日），第493页。
① 《中国青年报》，1981年11月21日，这个期间的其他批评性评论参见《中国青年报》1981 年10月31日、12月5日、12月12日；《文汇报》（上海），1981年10月21日和1981年 12月12日；《北京日报》1981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1981年11月7日、11月16日、 12月5日；也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发行处，上海，1981年12月21日。
① 香港《文汇报》，1981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1982年1月3日。
② 《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8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③ 《中国百科年鉴》（1980），第535—536页；《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68页。
① 《中国百科年鉴》（1982），第573页。
“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的前景
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共同关心和1970年后中国新的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出台，产生了各种“学习中国模式”的国际运动。探讨如何学到中国经验，并在其他地方得以应用，成了时兴的事情。①一心一意地追求发展经济，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富裕的工业和贫穷的农业之间的差别不一定缩小，实际上可能已经扩大了。一旦发现世界有如此多的人并没有从有关经济增长率的数量假设中获益，那么这一假设就会有新的含义。因此，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1970—1980）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探索更有意义的发展定义和战略上。70年代要优先考虑的，是把开发力量集中在农业而不是工业，集中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集中在采取办法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单单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上。
在教育发展领域里，也有类似的轻重缓急重新安排的问题。原先的教育倾向是把重点转向职业和技术训练。但这种尝试并没有成功，特别是在职业学校这一级，因为很难使职业课程与可能做的特定工作相适应，还因为许多人认为，职业课程是那些未能进入高校队伍者的次等选择。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注意力转到教育的失败者问题上，特别是在农村。尽管意识到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主要并不取决于教育，但是，教育者对解决农业现代化这种如此基本的问题不愿等待，因此，他们着手寻找解决办法，以使教育能适应发展中的农村地区。“非正规教育”是一种办法，“农村化”的课程是另一种办法。然而这些解决办法的难题是，这些办法使那些接受这些办法的学生被限制在这些办法本身造成的隔离区内，并有意使目前劳动分工中固有的差异得以扩大，还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敢于提出措施的计划者们和大学教师的下一步合理措施，是改革整个教育制度。甚至对不大胆的人来说，分散性、多样性、灵活性、终生学习都成了教育发展的口号。其目标是使教育制度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即允许课程和一个年级按智力划分的班组之间能上下或横向运动，至少使教育隔离减少到最小程度。因此，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激情试图沿这条路线改革中国的教育。国际发展社会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个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中国人正表示出相似的关心，并走着共同的道路，所以有一种感觉，即他们的经验似乎可用于其他地方。至少有一个国家（坦桑尼亚）正认真地在这样做。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教育并不像公众所认为的，在毛死后只是重返世界其他地区而已。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经验已经成为有关教育发展的国际争论的一部分，但不包括要求向中国学习的国家。后来，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拒绝承认有过这种情况。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怎样忘记过去，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他们能学到的东西。
的确，学习中国模式的做法在毛死后确实突然中断了。那时，中国人宣称世界如此认真学习的这种模式是假的。显然是有两种中国模式，而不是一种；引起国际那么关注的这种模式，还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就被否决了。这就使得对中国人的经验进行评估很困难，而且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些教训有待学者们去估量。但是，国际发展社会的变化无常也许会得到原谅。一旦毛以后的领导人开始着手工作——抛去毛主义的战略，从公开记录中抹杀它的成就，不仅仅否定文化大革命10年的各个方面——那么，每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要受这一新的官方路线的支配。当所有其他消息来源被切断时，甚至抱怀疑态度的人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聪明的是，当世界银行为中国准备第一份国情报告时，它没让自己过多地卷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这是绝对必要的。世界银行仅仅重新提供1979年所得资料，世界银行以统计的术语阐明了的中国教育制度的优劣，也指出了这两种策略各自该负的责任。这些资料是在1979年收集的，那时正是毛以后新的政策要开始实施的时候。中学的缩减和各级优秀重点学校的重建，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尚未完全记录。
在小学一级，入学年龄组的净入学率达到93％，中国比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入学率高30％。全部小学生中45％为女生（不发达国家平均为43％），这也许表明，入学年龄组的7％中的大多数不能上学。在中学一级，整个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与此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只有26％。在小学一级和中学一级，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在毛的战略居统治地位时期，即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①中国25岁以上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估计为38％。相比之下，其他亚洲国家“未受教育”的比例是：巴基斯坦，81％；印度，72％；新加坡，48％；泰国，34％；香港，29％；日本，1％。②1979年，全国初级教育的全部经费（44亿元）中，估计有56。8％从国家预算中拨出；27。2％的资金来自地方，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城市的企业单位；个人支出学杂费占15。9％。③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地方和父母承担较多的经济负担。因此，中国过去的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