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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极为关注维护传统家长制家庭的完整，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正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阶段似乎正给农村带来繁荣兴旺之时，政府开始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破这种完整，这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6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农村地区家庭的规模（计划生育运动于50年代中期在城市开始，但在大跃进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所中断）。有一些迹象表明：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赞成限制生育。良好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要求妇女下地干活更增加了她们照料大量孩子的负担。由于跳出农村的机会受到限制，由于用于集体生产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增加，生许多孩子将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但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些倾向被生儿子的重要性所抵消。大多数家庭宁愿有两个儿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个，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顾他们。但起码至少要有一个儿子。②在70年代初期，由于促进计划生育的政治和技术手段变得相当发达——国家和省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直接对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男性）施加压力，干部有权对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实行物质制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形成了由当地卫生所发放避孕用具的更完善的网络——农村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官方有关家庭规模的口号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论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还是（更可能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至少部分地遵循了这个口号，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但是如果一对有三四个女儿而无儿子的夫妇继续生育直到有一个儿子时，农民、甚至当地干部中也很少有人反对。
不过，到70年代后期，鉴于众多的人口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潜在困难，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在许多地区，政府全力对付那些违反新政策的人。事实上还有这样的报道。怀孕达八个月之久的妇女被强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有迹象表明：由于父母担心出现年迈时没有一个成家的儿子在身旁照料的悲惨结局，溺杀女婴的事件开始急剧增加，尽管这个关于家庭规模的残酷政策在整个80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执行的。①邓小平政权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农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范围。除了允许更多地利用当地市场因素外，这个政权还放松了许多毛时代非常苛刻的政治约束。大多数地主和富农“摘了帽子”；也就是说，为他们消除了阶级成分的政治污点并允许他们作为全权公民参加当地活动。②在日益武断的阶级斗争概念下进行强暴的政治改造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一去不复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也结束了，从而去掉了压在农村和城市人民肩上的一大负担。但是，在农民生活的有争议的最重要方面，即家庭生活的性质中，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① 于尔根·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笔记（1976—1981）”，《亚洲研究杂 志》第41卷第2期（1982年2月），第264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72—273页。
② 同上，第276—279页。
①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页。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与共 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 第221—226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页；朱迪思·斯特西：《中国 的家长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一代有更多的感激。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代价是限制城乡之间流动。年老一代的许多农民，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本地的村社，对能否迁到城市不太关心。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的学生想当农民。①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不过，从大部分农民的观点来看，政治领域的好坏比例比经济领域成本与利润之间的平衡更为含糊不清。现在农民不必像在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感到害怕，那时，他们常受到当地恶霸地主的胁迫、凌辱和剥削，或受到土匪恶棍的抢劫盘剥，或被入侵的军队杀死。共产党政府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比那时多的秩序和稳定。土改期间，共产党把贫农和雇农组织起来参加群众运动，打倒当地农村最大的剥削者。尽管中国共产党相继剥夺了农民协会的权力，但它仍继续组织贫下中农，至少让他们讨论如何处理当地事务。虽然新体制一点也不民主，但贫下中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式、更有组织地参与决策，管理当地的村社。②此外，管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基层干部几乎全都来自他们管辖的相同的乡村或小村庄。他们容易受到邻居和亲戚的各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甚至在他们因有腐败迹象而受到上级领导的审查时，也是如此。尽管有这些缺点，村民们还是有了比革命以前更负责任，而且总的说来更诚实、更守纪律的本地领导。正是这样一种体制，可能使村民对日常生活的集体监督意识比以前更多了。
但不管本地干部对村民有多同情，他们只有受到上级党的领导的严格审查后才被提拔，并仍受党和国家官僚组织机构的巨大权力的支配。由于政府不断改变其政策，对农民来说，这样的政府似乎是危险的和反复无常的。传统上，农民学会躲避政治，让本地名流调解纠纷和维持秩序，并对政府官员敬而远之。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与他们息息相关。50年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大规模的饥荒；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对阶级斗争不切实际的想法，政治运动毁灭了他们的前途，有时夺走了无辜的生命。
尽管政府的宣传充斥农村，试图为它的政策辩护，并给农民一种参与了超越他们本地地区界限的政治事业的感觉，而且把以下作为其最大目标：试图从根本上将农民意识改造成新型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农民的心态在许多方面对政府政策持怀疑态度，并且仍然紧密集中于村社和家庭生活。可以肯定，一些农民，例如当地党的干部和复员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比起其他人来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熏陶更系统，因而有时会使他们对自己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有一点粗略的了解。年轻一代，其中大多数到现在已至少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对政府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但是，甚至连这些人最关心的也仍然是农村生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他们几乎无望离开农村，因此，也无法直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中央政府仍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但强大的实体。这里所叙述的30年历史中的某些时期，至少对贫下中农来说，政府似乎是一个本质上仁慈的、包含着一个几乎神圣的道德承诺的实体。60 PGN年代中期，许多农民敬畏毛，甚至把他作一个神来膜拜，就像在以前的时代对待皇帝一样。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政策及其后果似乎抹去了中央政府的神秘色彩。到70年代中期，政府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变成一个危险的、外来的、爱管闲事的力量。50年代末期，政府还能通过干预农村生活为其冒进的“大跃进”政策激起至少一阵短促的热情爆发，而在70年代末期，它主要是通过撤消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来激发农民的热情。
农民对他们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变化的评价可能会产生一种积极与消极判断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比起由关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评价所造成的张力要小，因为他们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毕竟不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产的变化那样急剧。与5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估计正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家庭的结构，或解体村社生活的传统组织结构。当共产党为紧紧围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时，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和经济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且家庭仍是夫权制。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