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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鲁思·埃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在外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女人在 中国》，第209、283—284页。
③ 贝弗利·胡珀：《北京内幕：一个人的报告》，第78页。
① 一份在1978年对中国的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每个城市的住房面积在1949年 以后下降了20％——每人从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参见周：“九亿中国人的住房 问题”，第8页。其他一些材料以1952年为例，说那时人均占有住房面积仍有4。5平方米， 参见周叔莲和林森木：“谈谈住房问题”《人民日报》， 1980年8月5日，第5版。
② 对这种平均分配努力的效果，在怀特和帕里什的书中有详细描述。参见《当代中国的城市生 活》第3—4章。
③ 应该记住平等与公平之间的区别。平等是分配方面的绝对差异。但是公平是指人们是否得到 应该得到的东西（按当时的标准的水平）。这样，一个比较平等的分配制度可能被认为是更 公平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平的。
① 一个生动的百名被放逐的红卫兵的名单被译在《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1970年春夏季 号）第215—217页上（材料来源于1966年9月北京的一份红卫兵文件）。
② 克劳迪·布罗耶利、杰奎斯·布罗耶利和伊夫林·奇尔哈特：《重新看中国》，第204页。可 能在1952年已经提到，拉弗尔·拉普伍德曾赞许地提到此事（参见《中国革命纵览》第81 页）。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校的学生在早晨要向孙中山的画像鞠躬，新政权没有对毛泽东 采用这种崇拜仪式。
① 这种差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马丁·金·怀特：“当代中国的城镇”，载《当代城市研究》1983 年第10期，第9—20页。有关1949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隔阂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苏 拉米斯·海因斯·波特：“现代中国社会秩序中农民的地位”，载《现代中国》1983年第9期， 第465—499页。
② 伍德：《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49页。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年及1977年以后）
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复兴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怨减少了。1977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体力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价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恢复和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海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1977年就开始执行了）。加速为送往农村去的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准备重新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吸收了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谋职的城市青年。这些变化以及在城市里农民“自由市场”的重新开放，给原本单调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许生机。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们对眼前的变化并没有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感到心满意足。比如说在1979年之后，肉类、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政府控制物价显有难色，引起通货膨胀新高潮，使许多市民感到纳闷，他们增加了的工资究竟能使他们多买多少东西。尽管那些获得平反和恢复先前地位的人欣赏这种改进，但他们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冲淡。同时，由于变化缓慢和官僚们在这些变革问题上无休止的争吵，许多人又感到着急和愤怒。
基本的问题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早该获得这些改善了，但是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睐，获得了实惠和特权，其他人却没有，从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年以后，人们在单位里花费了无数时间开会讨论谁应该长工资，谁应该得奖金，有时一些没有被评上的人甚至在同事和上级面前声泪俱下，向他们诉说如果这次他们落选，今后生活将会如何艰难。那些不在评选之列的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有时他们会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表达肚子里的怨气，比如在工厂烧热水的锅炉工，用停止供应热水的办法来告诉其他人，他们对生产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因此，相当数量的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得到足够的利益。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气氛中，认为官僚和知识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处多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之后，当局要“砸破铁饭碗”以提高企业效率，解雇或开除那些素质不高和调皮捣蛋的工人，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心急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起码使他们不再担心会被流放到农村。但是大部分过去积极要求下放到农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伤悲，当1978—1979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溜回城市并参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集体或是新恢复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没有名气，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更谈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轻人虽然从农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怅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体面的工作岗位上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在住房、找对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轻人干脆拒绝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业，寄希望于最终能考上大学或是重新能被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学校制度，使大多数城市学生一心想上大学，然后在当时中国号召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一名倍受尊重的专家。①但是，正在变化中的人口形势，使得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白热化。1965年，超过4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在1953—1956年曾达到100％），到70年代末，能够顺利上大学的不足4％。②所以在毛泽东以后发生的变化恢复了一个清晰的机会结构，同时也给人们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而已。1979年以后，当局开始着手处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如把一些普通中学改造成职业或技术学校，鼓励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接替。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称之为“待业青年”而不是“知识青年”或“社会青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70年代，市民们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诠解为什么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这期间，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十。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计划生育运动本身。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该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但是官方的这种要求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从60年代初就开始下降，到1971年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此时官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正出现方兴未艾的势头。③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未来茫然不可预见，再加上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以及由于女性普遍都有工作而加重了抚养孩子的沉重负担，使得生育两个或只生一个孩子能被许多市民接受，因此，甚至在政府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之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①在任何复杂的经济生活中，都存在这样的难题：已有的物质产品和机遇与人们的愿望之间很难完全一致。在中国，这种悬殊的差别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令当局感到棘手。例如，长期被抑制的需求更刺激了愿望的增长，其增长速度之快使当局很难满足其要求，原以为作了一些改善能使大家感激涕零的，但由于水涨船高的原因，人们感激的程度减少，甚至没有了。另外，个人有了表达自己志向的新的机会，也可以倾吐自己的苦情和同情别人的遭遇；这样市民就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的人跟他们一样都有被剥夺感。社会主义的性质使得这种情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就应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当他们感到本应得到的被剥夺了的时候，他们就责备国家，而不去怨天尤人，叹息自己命运欠佳，或埋怨自己本领不济或是其他什么“外部”因素。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志向受挫本身并不能产生反抗和革命，但是由于人们倍受挫折和对权贵们特权的不满，要说服他们勤奋工作和驯服听话就甚不容易了。今天，中国当局或许同意了观察家R。H。托尼在1932年所作的结论：“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对河堤的压力已经很大，但却看不见；只有等到洪水决堤的时候，才看到压力何等之大。”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领域的变化也可作与此相同的评论。政府试图翻开新的一页，从而使个人重新感到有了相对的安全，不再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相信政治机构的公平和效率，尊重共产党当局和国家。但是，这时期引进的一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起了相反作用。对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实行的镇压和其他错误的揭露，不断增长的言论自由和对政府公开的批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腐败，并在交流中发现不少人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中国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一股潮流，制定法规、整党及新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皆不能阻止这种潮流扩展。70年代后期和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当局陷入危机的迹象：政治性小册子的发行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学生对要求他们上的政治课极其反感，在年轻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普遍产生怀疑，对权贵们的“特权”表示愤怒。迈克尔·林赛早在1950年就注意到，在中国政治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方面是理性的思考，良好的管理和对普通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盲目信奉教条的官僚政治，蔑视个人……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能因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而完全不同。”①到1979年后期，许多市民遗憾地发现上述第二种倾向在中国政治中占了上风。
1979年之后，政府对这诸多问题的一个反应是再次处置持不同政见者——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组织对那些偏离正统路线太远的作家的批判。对有些市民来说，这些行动证明了当局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如说是维护其对人民的控制。在这方面，由于1957年以来的变化，公众对官方镇压措施的支持与反右运动时相比要弱得多，一部分市民不顾批评会受压制的漫长历史教训，仍激烈地发表批评意见，这说明人们已经感到因发表不同政见而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小了。
政府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举行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