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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彭德怀由于直言上谏、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而被贬职。杜鹏程和他那气势磅礴的小说连带遭殃，《保卫延安》成为禁书，1963年被勒令销毁版型。尽管杜鹏程以后还继续写关于公社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但是，他再也没有尝试写作像《保卫延安》那样的大部头作品了。
工人题材的小说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以后，新文学出现了大量以工人、农民、军人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工人题材的作品出现得最晚。除了巴金描写煤矿生活的《雪》（该作品深受左拉《萌芽》的影响）、张天翼（1906—）和其他作家的一些作品以外，以前几乎没有工人题材的小说。小说家们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这种样板，比如格拉特科夫的小说《水泥》，还有厄普顿·辛克莱，他们在30年代就驰名中国。
在以中国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第一部重要的作品是草明（1913—）所写的《原动力》。草明是广东主要作家欧阳山（1908—）的妻子。解放后的恢复时期，草明曾在东北地区的水力发电厂和钢铁厂从事过政治思想工作，她的工作为她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尽管草明在《原动力》里把老工人老孙放在笔墨的中心，但她还是把建设水电站本身当作该书的一种群体形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撤离时捣毁的工厂像一片废墟，遗弃在东北冬季严寒的天地里。当工厂修复后，发出隆隆之声，重现出它的活力时，草明写了好几段文字，深情地歌咏工厂的变迁（如第九章，写妇女们在湖边采花时工厂成了田园牧歌式背景的一部分）。
一开始，老孙就显示了英雄人物的品性，如奋不顾身地从冰封的池塘抢捞出宝贵的油料。老孙既坚韧不拔，又机智乐观。小说中有一段小插曲表现老孙的交际手腕，甚至有点“狡猾”——他哄骗当地农民交回他们偷来的屋顶铁盖板。被任命为厂领导的王运明是一位有事业心的干部，他运用群众路线，意识到要信任这位老工人，而不是殷勤的工会主席及受日本教育的技术专家，从而使自己受到了政治教育。根据毛泽东后来所用的语言，与这些人的紧张关系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先进的工人阶级自身内部的矛盾。但是，这一充满戏剧效果的情节主要还是从与国民党故意破坏捣乱的对抗性矛盾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冲突表明《原动力》属于早期的工业恢复阶段的小说。
草明早期写过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而继《原动力》之后，她又写了《火车头》（1950年），题目喻指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小说反映的是火车上的工人和干部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1959年，草明又写了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歌颂大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不过，后来的这些小说大不如《原动力》影响巨大，《原动力》有不少模仿者。柯岩1954年发表了《王青春的故事》，虽然小说中的英雄，即这部虚构的自传体小说的主角是老孙的晚辈，但这部小说重复了通过生产过程的考验使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主题。雷加（1915—）的《春天来到了鸭绿江》（1954年）探索了与《原动力》类似的主题，只是水力发电厂的背景换成了造纸厂，再有，这时的工人们要克服他们与党干部之间的官僚障碍，还要应付复杂的机器和人民的（阶级）敌人，雷加这部小说是他《潜力》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前，雷加也写过许多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颁布，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生产成为人们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来自东北“钢都”鞍山的一位小说人物王青春是一位建设者。但铸造厂的工人形象更为突出，这就是继《原动力》之后又一部反映工业方面的重要著作《百炼成钢》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于1957年发表，作者艾芜（1904—）是解放前具有左翼倾向的一位多产作家。艾芜在这部作品里显示了他的创作技巧，尤其是为了适应读者的趣味，作者有几段文字详细地描写高炉的操作过程，说明其中的问题。主角秦德贵是一位炼钢工人——工业骄子，工业题材小说没有哪一个形象超得过他的魅力。小说一开头，就有秦德贵一个特写镜头，他利索地脱掉带着火焰的石棉手套出现在高炉口边。那时正值反对“又红又专”的当口，秦不如他的授业师傅袁廷发熟悉业务，也没有他那么强的竞争意识，但他比袁要“红”，他受为国家进步事业献身的思想意识的支配，而不是因为个人虚荣或物质刺激。他所取得的真正成绩不像他的同志们那样表现为一心要打破钢铁产量的纪录。因为他的工作是在领导干部的指导下解决厂里的主要问题。这种矛盾就是，一方面提高生产，另一方面是工厂和工人的福利。这些两难的要求使小说的情节固定在一系列真实的问题上，人们不会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但同时，掩盖了适合小说情节的破坏者的捣乱企图，而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1958年，主要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又写了长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保卫延安》相比，被列为工业小说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容量要小得多。这部作品的背景是发生在四川省的宝成铁路施工，但实际上，这是杜鹏程描写战争小说的一种继续。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战斗英雄，为了适应和平和重建的需要，这些人相应地成了该小说的主角。阎兴天生是一位领导，他成功地赢得了群众的意志。而梁建在战争年代能出生入死，但在长期的和平环境影响下，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意识。
梁建因为悲观主义而消沉颓唐，但阎兴却每每在艰难困境中显示出力量，由于他没有用什么浮夸的、感情奔放的语言，杜鹏程发挥了他描写与自然力量抗争的野外背景的优势（就像他在战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他写作中的浪漫热情使人想起了罗曼·罗兰。在下面的一段文字中（工人们手挽手正在抢运大袋水泥），他写道：阎兴感觉到：狂风抽打工人们，好像在激发人们无穷的力量！浪花拍击工人们，好像要使人们的情绪更加昂扬！电光闪闪，好像在给工人们照路！①新戏剧
50年代初期，许多城市的旧剧院修葺一新，新剧院平地而起，表演学校纷纷创办，古装传统戏剧作品得以编辑和再版。周恩来这位古装戏迷对此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1952年，第一届地方戏剧艺术节在北京召开，20多种传统剧目重新上演；1957年举办的第二届地方戏剧艺术节增加了上演的剧种。对剧目进行了联合审查：凡淫秽台词和姿势一律禁演，所有上演的京剧和其他传统曲目，其内容如果被判定为过于迷信或“封建的”，也一律禁演。
然而，改写比彻底禁演更习以为常。一出戏因改写而得救的有趣的例子是《白蛇传》，它已被大剧作家田汉（1899—1968年）作了较大的检查和处理。传统的剧本并无隐晦之处，但总的来看，白蛇虽然以人体的妖魔之美出现，但显然贴有邪恶的标签，最终被方丈法海的佛力给镇住了。田汉的剧本把角色颠倒了过来，改为法海及其迷信的妖术被挫败，剧终时白蛇在暮日之中消失（这是被解放的妇女的缩影）。白蛇和侍女小青蛇这一对，由于将其原来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修改为变成只是赞颂女性之美，必然失去了某些戏剧效果，但该剧通过了审查，得以继续上演。1956年，经过删节，剧情更显紧凑的苏州昆曲《十五贯》也作为“推陈出新”政策的优秀成果，受到了热烈欢迎。
50年代初，有两部剧作以20年代以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话剧形式反映了当代社会问题。杜印（1916—）等人在1951年写的《在新事物的面前》考察了一位身为沈阳一家炼钢厂厂长的转业军人干部与他所必须依靠的能使钢厂恢复运转的技术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夏衍（1900—）在1953年写的《考验》与该剧题材相类似但却更为复杂。夏衍曾经是30年代左翼剧作家的主要组织人，写过几部战时的剧本，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夏衍的“工业”剧本《考验》以“三反”运动为背景，尤其在那位西方培养的工程师同官僚管理的斗争中，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并通过该剧，较为克制地发出了在使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给予理解的呼吁。
1954年，曹禺（1910—）写了一出与上述剧作主题相近的话剧《明朗的天》，描写了北京一家美国人创办的医学院里，人们如何逐渐克服自身接受美国科学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位公认的剧作家宋之的（1914—1956年），以其描写朝鲜战争的《保卫和平》和描写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春苗》（1956年），而对50年代的话剧做出了贡献。
陈白尘（1908—）也属于中国的老一代剧作家。50年代末，他写了几部讽刺美国“纸老虎”的剧本，但此后过了几乎近20年，在周恩来和毛泽东逝世之后，他的下一部剧作《大风歌》才在 1977年问世。
1954年，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四年以后，他把茅盾在1932年写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改写并拍成了很有影响的电影。
1963年，代沟成为两部剧本的主题：一是陈耘等人的《年轻的一代》，二是丛深（1928—）的《千万不要忘记》。代沟是当时十分要命的问题：担心青年人身上的革命精神会逐渐失掉，他们不太明白为他们曾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在新社会里极易不知不觉地堕入资产阶级寻求自我的危险。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他们不情愿去农村。在这两部剧作中，思想变修了的青年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严重错误之中而不能自拔，然后在引导下认识到了错误。
在30年代的小说中，很少有比老舍（1899—1966年）的小说读来更脍炙人口的了，尤其是他1933年写的讽刺小说《猫城记》，以及1937年写的名著《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描写的是一个农村小伙子在腐朽、受压迫的北京街面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悲惨故事。中日战争期间，老舍作为国统区爱国作家组织的一名领导人，炼就了运用民歌和短剧作为宣传工具的本领。1949年以后，除了那部我们可视为未完稿但却令人悦目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之外，老舍没写任何新小说。这本写于60年代初的小说，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出版。然而，老舍的确在剧作家这门新行当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20多部剧本中，《龙须沟》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最早获得成功的剧作之一，但1957年问世的《茶馆》虽然最初反应冷淡，但如今被认为是他最好的剧本。后来，《茶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且于1979年赴欧洲巡回演出。老舍以其对北京的风情，尤其是对城里穷人生活的十分的熟知，为上述两出话剧增添了激情，剧中妙语连珠。“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的雅称，由于旧的腐败政府的忽视而造成的恶臭冲天是对生活在沟边的穷人命运的不折不扣的象征。然而这种惨景并没有使市政当局对这些栖身之地免征“卫生税”。共产党政权成立后，排掉了沟里的臭水，修建了排水道，居住在上面的人们开始了生产活动。这个城市恢复了活力的心脏地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类似这样的新旧社会的对比还贯穿于老舍的后一个剧本《全家福》中：民警为了使一个在旧社会因各种原因失散的家庭重新团圆而不遗余力。
话剧《茶馆》通过对北京一个茶馆的老茶客生活的三个阶段的描写，准确地追述了这个“旧社会”的衰落。这三个阶段是：1898年（第一幕），满清没落的年月；1916年（第二幕），北京控制在军阀手里；1946年（第三幕），国民党人无望修补战争的创伤。随着时代的变迁，茶馆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个变得越来越显著的特征是：一组告诫“莫谈国事”的字幅。如果在第三幕（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中愤世嫉俗的人想象第四幕会写人民共和国时期，茶馆里会出现更尖刻的字幅，这就不在老舍所能写的范围之内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到来时，老舍作为一名具有顽固不化信念的资产阶级作家而受到严厉的攻击，一般都认为他是因被红卫兵恶棍们殴打致死的。①① 参看《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这是为第四次文代会编印的文件（草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