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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技巧而出类拔萃。他创作过短篇小说、散文和长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1975年创作的《棋王》。他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些处于政治两难困境中的知识分子，在朋友的信义和爱国的原则之间进行抉择，对20世纪后半叶做个中国人的含义进行苦苦的思索。
台湾新诗
尽管久居香港，余光中（1928—）仍是台湾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于1954年参与创立的蓝星诗社，是 1948—1949年陆续来台的大陆作家中率先促成现代新诗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诗社之一。蓝星诗社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色彩，这些特点也曾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固有的，并在“五·四”之后经徐志摩和其他一些新月派诗人的改造而进入到现代诗歌创作之中。不过余光中从他创作的早期开始，就跨过了几个重要的艺术过渡阶段。他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试验、探索。他努力运用大量的艺术技巧驾驭那些丰富的感性想象。1964年，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从而奠定了他在读者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在那些青年读者中，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诗歌是关于浪漫爱情的。6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本诗集《冷战的年代》，在这个诗集里，他表达了对处于世界列强中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的关注，并宣称他信奉主观抒情主义，以此来抗拒现代工业社会和它带来的战争对人的精神、理想的摧残。题为《莲的联想》的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几个典型的艺术特点，在他的所有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
对此莲池，我欲下跪，
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爱情
最初的烦恼，最后的玩具。
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
拜伦的坟上
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
战争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喜欢
在这种火光中来写日记。
虚无成了流行的癌症。
当黄昏来袭，
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
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
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
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合。
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
美在其中，神在其上。
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
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①
纪弦（1913—）从30年代起就在戴望舒等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下在大陆开始诗歌创作。他是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理论倡导者和亲身实践者，并在1956年正式宣告了台湾现代诗社的成立。与蓝星诗社不同，纪弦和他的同仁们十分重视西方文化的影响，大胆使用“晦涩”的意象，宣称新诗乃是“横的移植”（从西方）而非“纵的继承”（从古典传统）。并且要求诗从歌词的状态、过时的节奏和严格的韵律中解脱出来。纪弦对于诗坛强烈的震动冲击可以看作是痖弦（1932—）和洛夫（1928—）所创作的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声。痖弦于1957年创作的著名诗歌《深渊》，是一首长长的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总汇，读起来就像是一首中国的《荒原》。痖弦还时常热衷于讽刺，这表现在一些描写城市（如罗马、芝加哥）的诗歌中，虽然他并不一定到过那些地方。
虽然郑愁予（1933—）与现代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他的作品偶尔也确有费解之处，但与现代派诗歌不同的是，他的诗歌中有着一种超常的明朗、宁静，充溢着一股浓郁的古典风情。虽然他算不上是一个高产诗人，但他那些令人迷醉的爱情诗却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和热情的崇拜者。比起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人来，老诗人周梦蝶（1920—）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小，他和郑愁予一样，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得到了大量灵感。他明显地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用禅宗中“悟”的方式触及了一些先验的命题和神秘的情境。
叶维廉（1937—）和杨牧（本名王靖献， 1940—，创作前期曾用笔名叶珊）都侨居在美国，但仍不停地发表诗作。叶维廉的诗是很学院化的，颇有T。S。艾略特（叶曾翻译过他的诗作）和埃兹拉·庞德（叶曾研究过他的作品）之风。他于1960年创作的《赋格》，是对人被放逐后的孤独感和怀旧感所进行的一次高度抽象性的探寻，强烈的情感和音乐感冲破经过千锤百炼的严整措辞而喷发出来。台湾是杨牧的故乡，他那些如山水画般的诗歌和他在创作中对台湾民俗和传奇故事的偏爱都流露了他浓郁的乡情。他的诗剧《吴凤》就是以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为主人公的。
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引进的过程中，一些追求者逐渐走上了一条偏路，他们征引一些鲜为人知的西方经典，并且吸收、运用的方式也是纯粹个人化的。这种偏激的方式在70年代初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反对者要求诗歌能更直接地表现宽广的现实生活，少一点对个性的开掘，多一点公众性内容。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运动正是这股浪潮的自然顶峰。吴晟（1941—）是“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诗歌领域的代言人之一。吴晟一直生活在农村，乡村生活和家庭背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种尺度，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异化生活的参照系。1974年，他借用母亲的语气，用新鲜而朴素的话语写下了如下的诗行——《泥土》：日日，从日出到日落
不了解疲倦的母亲，这样讲——
清爽的风是最好的电扇
稻田，是最好看的风景
水声和鸟声，是最好听的歌。
不在意远方城市的文明
怎样嘲笑，母亲
在我家这片田地上
用一生的汗水灌溉她的梦。50000447＿0844＿0①① 江青：“谈京剧革命”，《中国文学》1967年第8期，第118—124页。
① 余光中自译诗，引自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103—104 页。
① 译文在朱莉娅·林的《中国现代诗》。
毛以后的时代
“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和新浪漫小说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打开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闸门。四、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很快又被更年轻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说一再走红，成为受欢迎的形式，充斥着各种新的国家级的和地方性的杂志。饥渴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讨论，因为新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个接一个地引起轰动。
人们所关心的三个领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以根除的伤痕。其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个名称得自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卢新华于1978年秋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关于一个积极的女青年的悲伤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亲，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该更深入地检讨5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随着永远是绝对真理的领袖神话的破灭，这一切如今反映在“暴露文学”中。1979年夏天开始了一个异常的开放时代，第二年作家们便赶紧描绘腐败的官僚制度、伪君子和恶霸，使用了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领域中所未曾使用过的方法进行谴责和讽刺。
毛以后的时代的作品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是个人生活的价值、爱情在社会生活中的恰当地位、对爱情的否认带来的危害——这一切首先是小说、传奇文学（介于道德情节和狂想曲之间）和大量令人难忘的思想深沉的故事、诗歌和戏剧等所提出的问题。
“伤痕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宣言，就是刘心武（1924—）（刘的出生年代似有误——译者）的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刘心武所宠爱的主角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高中教师，在刘心武后来的几篇小说中同样出现了这一人物。《班主任》中这位教师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简练地烘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一个是“四人帮”时代遗留下来的失足少年。这位教师不顾同事们的种种猜疑，帮他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失足少年，而在于那位抱有成见的团支书的思想：她思想上不能容忍的程度比这个不可救药的少年自暴自弃思想更甚。她过于积极和幼稚，动辄将她从未读过的文学作品说成是黄色书籍。与之正面对照的是第三个学生，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使她在动乱年代能继续从书架上拿到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从而得到健全发展。
刘心武已成为正在涌现的青年作家的雄辩的发言人。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用演讲令人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个在1966—1976年10年中丧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被暴力夺去了生命：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害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左派杀的，他们牺牲得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现代所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着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迸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①刘心武对于短篇小说技巧的驾驭能力提高极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揉合成为一个读者难以忘怀的画卷，一个才智过人但却遭受灾难的离经叛道的人的肖像。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张女人照片——他同她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发现了这张照片并公诸于众时，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女人后来拜访了他——显然他在保护她，使她免遭政治攻击。刘心武将这个隐藏的照片形象令人瞩目地比喻成这位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可以拥有自己耕种的自留地，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个自主的心灵角落，一个精神上的栖身之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识分子代替了前10年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主人公形象，成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自60年代中期销声匿迹以来又第一次与大家重新见面。好人仍遭受悲剧性命运。所有结局通常都是乐观的；然而表现手法多少有点程式化，离不开对革命光辉前程的信念，而触及现实的程度不如后来很快出现的作品，即被称为“暴露文学”或被一些敌对的批评家称之为“绝望文学”的作品。曹冠龙（1945—）的小说《三个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但其色调十分阴暗，因而仍可划在“暴露”一类。这篇故事几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错综复杂，讽刺了对才智的摧残。三教授之一的学生在狱中自杀了，这个男孩已完成的论文被没收，锁在一间上了新式锁的房子里。这位教授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使他得以破解这把锁的奥秘。他坐在那间屋子里，沉迷于学生的论文中，边读边修改，直到“他们”进来将他逮捕。这篇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特色（正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样）是对科学术语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大脑全速运转时好比显像管上的荧光屏。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他用以开锁的复杂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刘庆邦（1951—）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67年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两个“修正主义”作家刘宾雁和王蒙，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刘宾雁1979年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是一个暴露“四人帮”时代盛行的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