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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话剧
可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非常过分地将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强行塞进观众嗓子之故，因而人们转而钟情于话剧。也许这个转变是真正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由于新一代的剧作家和戏迷认为这个更富当代意义的名词更合胃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60年代早期引起争论的话剧是披着历史剧的外衣，而70年代后期的话剧则垄断了新爆发的舞台活动。
“四人帮”的倒台，同讽刺他们滥用权力的戏剧在舞台上的出现，中间只有短暂的一瞬。《枫叶红了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四人帮”追随者企图破坏一个研究所的工作的讽刺剧，这个研究所的成员哀悼毛逝世的同时，仍全身心投入重新开始的科研工作，以纪念毛。更为感伤也更受大众欢迎的，是1977年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这出戏的戏剧高潮是舞台上收到了来自病床上的敬爱的领袖周恩来的电话。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的拥护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示威也是宗福先1978年创作的《于无声处》的主题。赵寰等的《神州风雷》（1979）中，周恩来被搬上了舞台。朱德是这出通俗道德剧的另一个主角，反面角色是“四人帮”成员们。
1979—1980年，倾泄了对“四人帮”的愤怒声讨之后，一大批对仍然存在的专权进行更深入中探索的新剧又出现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邢益勋的《权与法》。这出戏上演于1978年5月，揭露了一个如今已恢复了权力的以前“四人帮”的受害者。这个人成功地掩盖了他20年前犯下的罪行，包括因用救灾款而导致许多人的死亡。人物的现实主义表现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他们在他们自己和先辈们所开创的制度下，悲叹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赵国庆的《救救她》探讨了新近认识到的少年犯罪猖獗的问题。在一个干部子弟的引诱下，女主人公成了一个持枪流氓集团的成员，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而她以前那个老实的男朋友在最后一幕又忠诚地接受了她。
1979年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①标题表达了情节本身讽刺的循环：假如年轻的主人公确曾是高干的儿子，而不只是一个冒名的顶替者，那么他就能享有中国官僚主义的下属们持续不断的谄媚而给予他的各种特权。这出戏比它的模特，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更入木三分。它只上演了为数不多的几场，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内部演出，并且当年年底便被禁演了。苏叔阳1980年的《左邻右舍》虽然由于对追求个人享乐的干部进行讽刺而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却更加显得不关痛痒。这出戏通过1976—1978年国庆节对北京一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被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力，她一直孝顺地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
① 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 1979年第12期，第80—85页。由海伦娜·科 伦达翻译，译文在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第137—138页。
① 见罗杰·加赛德：《活跃起来！：毛以后的中国》。
① 诗集由一群教师以童怀周的集体笔名出版于1978年。
② 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① 译文见邦尼·S。麦克杜格尔：《太阳城的提示：北岛的诗》，第73页。（见《北岛诗选》，新 世纪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0页。——译者）
① 雷雯：“小诗一束”，见《诗刊》1979年第12期，第56页。译文见W。J。F。詹纳：“1979 年：中国文学的一个新起点？”载《中国季刊》第86期（1981年6月），第274页。
① 沙叶新等创作，又名《骗子》。
附 言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1980年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把这种措辞看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看法的象征，这是四十几岁或更为年轻的作家们的观点。他们自1976年以来就已统治了中国文坛。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这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
在这30年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已为中国乡村的文化沙漠储存了一种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实际的社会主义课程。获得公认的少数成功作品——《红岩》、《创业史》以及少数诗歌和戏剧——不断重版，反复肯定。同时，作家们力图沿着现代主义方向改进技巧，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正视新社会生活的真正难题，但他们的努力继续被泼上冷水。1981年对白桦《苦恋》的攻击，是毛时代终结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创造性作品的大批判。周扬再次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人物①。虽然胡乔木在1981年底否定了毛的文学原则与当前社会状况的相互关系，但他重新强调了党的一贯思想：作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②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借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对苏联作如下评说：苏联的历史实际上（而不只是显然）是一部有关代表大会、会议、计划、义务、起坐、征服新的领域、新的部门、游行、奖章、鼓掌、民间舞蹈、欢送典礼、欢迎仪式等等，简言之，就是在苏联官方报纸、杂志、小说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或在苏联电视上看到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的历史。有些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大众信息媒介、教育、规劝和娱乐中。但所有这一切却是无形的非历史背景的苏联真正的历史。对于没有受过苏联生活方式这所大学校教育的外来观察家来说，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谎言、煽动、形式主义、官僚政治喜剧、宣传，实际上这一切却表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血肉，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真实过程的微不足道的外壳。①自从毛时代结束以来，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无论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都不断地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现在已经放慢了，虽然尚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否已经被逆转过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从强加给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缦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
①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第8—26 页。
②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红旗》第23期（1981年），第2—22页。
①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光辉前程》，转引自克莱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声”，《纽约书 评》，1981年3月19日，第20页。
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
巩固基业（1949—1959年）
美国的干预
国民党在聚集力量对付共产党进攻的时候，碰上了好运气。杜鲁门总统改变了其撒手不管台湾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认为，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入侵是苏联支持的，目的是扩大苏联统治范围，此后苏还可能在美国及其盟国所设置的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进行试探。总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台湾为共产党集团所控制是轻率的。而且，他如果继续拒绝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防止中共进攻的要求，他所需要的两党对美在朝鲜军事干预的支持将会减弱。因此，杜鲁门总统宣布：共产主义势力占领福摩萨将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执行合法的和必要的任务的部队构成直接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防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由于采取了此种行动，我呼吁设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反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作战活动。第7舰队务必要使这一点落实。福摩萨的未来地位须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得以恢复、与日本和平解决问题之后再确定，或由联合国考虑予以解决。①中共武装力量中，海、空军力量甚小，难以对抗第7舰队。他们不再准备入侵台湾，开始加强海岸防务，并将其军备重点转向朝鲜边境。美国为台湾提供军事保护之后，台湾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对其前途又看到了希望之光。美国立即制订了军援计划，增加了经济援助，这使国民党的士气更加高涨。
朝鲜战争是美国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折点。种种迹象表明，中苏合作关系密切，美国希望一种中国式的“铁托主义”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幻想开始落空。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1月派遣“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给战线过长的美国及南朝鲜军队以沉重打击。这进一步加强了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苏联人开始以大量现代化自动步枪、火炮、飞机、坦克、舰艇，有系统地装备中共武装力量。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计划，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在美国人看来，50年代初期，中苏联盟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对其周边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中共与美国军队在朝鲜开战，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一场恶毒的反美宣传运动；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肆无忌惮地攻击共产主义，掀起了一系列恐共仇共活动。
全球冷战愈演愈烈。在朝鲜已发展成为热战。这种情况改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台湾的态度。美国政府已不愿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认为台湾是正在迅速发展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台湾位于美国北方盟友日本与南朝鲜以及南方盟友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具有重要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夏访台后，提出了一个使人难忘的观点——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为了把台湾正式纳入美国发起的安全体系，并制订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对台经济与军事援助计划，美国于1954年12月与中华民国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
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防御同盟，给美国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美国的目标与其盟友的目标不同。蒋介石的目标是反攻大陆，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恢复国民党的统治。蒋的军队占领着许多靠近大陆沿岸的岛屿，作为国民党决心重返大陆的政治象征。但是，美国不愿支持此类冒险行动，美国所关注的仅限于台湾和附近澎湖列岛的防务。因此，在履行条约时，谨慎地局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务。在签约后的一次换文中，中华民国同意除“显属行使固有自卫权力之紧急性行动”外，台湾只在与美国“共同协议”的情况下，才会从台湾、澎湖或其他沿海岛屿出动军队。①国民党对沿海岛屿的占领，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境地。丢掉一个较大的岛屿对其盟友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美国政府并不希望承担保卫这些易受攻击的岛屿的义务。1954年9月，在签订条约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猛烈炮击了最大的海岛——金门。1955年1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栖部队占领了浙江省沿海的大陈岛。因为这些岛屿位于台湾的空中支援范围之外，国民党在第7舰队的援助下，撤走了他们的驻军。为了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其他沿海岛屿，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5年1月下旬要求国会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该决议授权总统，在他认为保证台湾和澎湖防务所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和澎湖以及“友剥控制的该地区有关阵地和领土”，防止武装进攻。②其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