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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关于天命的观点又取得了新的力量。这个时期进行了许多政策上的改变，它们是作为对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极端进步措施的具有改革性质的反动对策。这种变化伴随着出现了新的政治理论观点，而且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宗教上的变化。③约在公元前45年，光禄勳匡衡以实行宗教活动的改革著名，他批评了许多政治问题并发表了对君权的看法。①他在这里包括这样的意思：统治者既然受命于天，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传皇位于永世勿替。这种说法在一百年前可能已为董仲舒等少数人所接受，但在匡衡时代，它对许多人来说很可能带来了某种新的启示。匡衡描述了君权的延续性和神明降福之间的联系；这不仅指上天所赐之福祉，也指鬼神所赐的福祉。②他还援引过去的前例，主要是引用郁郁乎文的周室诸王的成例。匡衡更进而坚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必要；指导人类的方式是应该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本性，这样他们就能前进到更高的道德行为的境界。
在一个流产的企图更新汉王朝的五德之运的过程中，即在公元前5年，天命的重要性被突出了出来。人们甚至这样议论，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因没有产下一个皇子，也归咎于他不能上应天命。③此后不久，这条教义被班彪的《王命论》提了出来，它或许是中国文献中表述政治原则最完善和最清楚的文章。
班彪（大约公元3—54年）是班固的父亲，也是《汉书》的第一个作者。他曾经目睹王莽朝廷（公元9—23年）的兴起和灭亡，经历了最后导致刘秀（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中兴汉室的那个内战的年代。此文的目的在于向觊觎皇位的隗嚣和公孙述等人指出，刘氏完全有权称尊和实行统治。这篇杰出的论文④重申了帝国大一统的主张。这个主张已经王莽在不久以前予以确立，他托辞说是上天特授此任务给他的。所以很清楚地应该指出，光武帝的政权也会据此理由而得到支持，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一开始，班彪的文章就重申人君统治之权本自天授的原则。其证明就表现在尧、舜、禹（夏代开国之君）这几位神话君主身上；他们都受命于天。虽然他们取得成功的情势不同，但他们恰恰在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上是一样的，即他们全都是上应天命而取得帝位，并且符合人民的意志。统治的延续性可以上溯自圣君尧而直接传到刘氏，因为有许多事变和预兆都是这样显示的。在代表五行之一的赤色当运的势力下，这些事变和预兆都证明了其直接继承关系。只有在这种基础上皇权才有指望可得到鬼神的福祐，才能变成普天效顺的目标。
然后，班彪讨论了汉王朝所借以建立的环境。他直截了当地声称，民间普遍认为，汉室在乱世所赢得的地位是凭借它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其实这是错误的。他说，这种观点不了解神器——即御玺——乃天命之所归，是不能用智识或力量来强求的。由于这种误解，便产生了乱臣贼子，其原因在于它不能体会上天的原则，也不能领会人的活动。
所有的人，从贵为天子到穷愁潦倒之辈，都是命中注定的；任何人，如果没有做皇帝的命，他就不能做皇帝。因为正当的物质必须用在正经用途上，否则，就要祸患随之。班彪要他的读者注意历史上几件意外事件的例子；例如，有时那些最微贱而最闭塞无知的人曾经了解并预见到天命归于某些最优秀人物的身上。他们能够料到某个企求权位的人必然获致成功，或者必然大失所望。
与某些似乎还不明确的情况相反，有五种迹象完全清楚地显示了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帝（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便有这种品质，使他能够接受天命。他是尧的苗裔；他的身体有许多奇异的特点；他的精神和勇武品质得到了实际的验证；他有慷慨大度的性格和仁慈的秉赋；以及他能够判断某人是否适宜于担任某一项特殊的任务。除此之外，汉高帝的战略谋画能力使他能创业垂统；曾经被人们正确地报道的天象表明，他本来受命自天，决非仅凭人的能力获得他的权力。所以班彪在总结中提出严肃的警告，要人们必须倾听符兆的启示，从而憬悟命运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其人必会粉身碎骨。他要求他的读者们应当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不要觊觎非分。
班彪的观点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进展，例如被王莽连系在符瑞上的力量，以及上天在皇帝的祭坛上最后被认定为正确的崇拜对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世袭制原则。天命教义所固有的含义是要表明，皇帝这个最高的地位决不能虚悬，它应该总是有人担任着。在公元220年度黜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而让位于魏王的时候，其禅让文件也讲明了这一点，它说：①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
③ 见本书上面第2章《改革和衰落》和第12章《帝国的崇拜》。
① 《汉书》卷八一，第3338页及以下诸页。关于匡衡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158页及以下诸页。
② 见本书上面第12章《民间崇拜》。
③ 《汉书》卷七五，第3192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与冲突》，第278页及以下诸页。
④ 《汉书》卷一百上，第4207页及以下诸页（狄百瑞、陈荣捷、沃森编：《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1960〕第1卷，第176页及以下诸页）。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75页注3。
当运之德的选择
某个朝代被认为受某一德（木、火、土、金或水）的庇护，即确认某一德当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五行之德便是存在的五种“相”的表征。选择当运之德就宣告一种信念，即该王朝有资格在普遍而不间断的序列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它也肯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该王朝是怎样顺应这种五德终始的循环的，从而确定了它与以前朝代之间有何关系。
前面已经谈到，甚至秦王朝的务实的政治家们也都想顺应这些原则，宣称秦朝为水德所保护，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弄错了时代，没有实际的根据。②很显然，汉代也相信自己是行水运的，虽然这种主张从未明确地表述过。可是，根据各种主张可以推断，在大约公元前180年和前166年之间就有人建议汉德应该改为土德。这种建议从未被采纳，但在公元前104年确实出现了第一次变动，同时还有其他几种象征上的变动，比如采用了新历法，也重新改了元。正是在这一年，汉政府很显然对它的成就有所认识，或者甚至感到骄傲，因此它急于显示它的光辉历程。①在选择五德的时候也有许多哲学上的困难，因为在进行决定时必须遵循宇宙大循环变化顺序的几种观点中的某一种。此外，这种选择应该能够突出地说明前代皇朝的天命究竟是一位有权威的统治者，抑或是一名篡夺者。当前汉在公元前104年选择土德的时候，它意在符合这样的理论，即某一德之出现是因为它取代或战胜了前一德之故；这就是上述《吕氏春秋》那一段文字中所讲的五德、或五行和世上政权相为终始的那个次序，②可是，后来汉朝政府所作的决定又是因为它们相信，五德之递相更迭不是由于相克，而是由于自然相生长。另外，这些决定也隐隐地透露了一种认识，即尽管有公元前104年的决定，汉之所以兴是由于火德当运。依同理，王莽也说他的新朝是适应土德的象征，但是他选择同前汉相同的土德而却有大异其趣的理由。前汉挑选土德，意在显示它战胜了秦王朝。王莽却认为，汉曾以火德兴，故土德是火德的天然继承者。③公孙述在选择金德时，显然是他认为，前汉既已享受了土德的庇荫，其后便自然而然地应该是金德当运。当光武帝选择了火德的时候，他也相信，它不仅继承了前汉之德，而且也远绍于帝尧，因为后者是他喜欢继承的人物。汉光武的选择更进一步地意味着，它对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相生序观点有着不小的意义。光武帝通过剔除王莽及其采用的土德，就把王莽的新朝打上了篡夺者政体的烙印，因此王莽的新朝在现世命运的天然顺序上不能占有一席地位。①② 见本书前面第1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221年水德的采用》。
① 见本书前面第2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章；鲁惟一：《水、土、火——汉代的象征》，载《奥萨津和汉堡自然学和民俗学协会通报》，125（1979），64；《史记》卷九六，第2681页；泷川龟太郎《史记汇注考证》（东京，1932—1934；北京重印，1955），第10卷，第32—33页（注）。
② 见前面所引《吕氏春秋》之文。
① 关于公孙述，见《后汉书》卷十三，第538页。关于光武帝之选择五德，见《后汉书》卷一上，第27页；另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2卷，第233页。
王充与王符的观点
不能指望王充会同意上天有意干预人事，甚至认为上天特别眷顾某一家一姓来掌权之说。除此而外，以下的主张是符合他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即他辩论说，不管传统的假说和教条怎么讲，没有一种先验的理论会把某一现世政权的命运看成必然次于前朝的命运，或者看成低于从前的黄金时代，②因此，乍一看来会很奇怪地发现，他不仅提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受命于天的君主，而且还指出汉高帝和汉光武也是如此。王充也许在这里仅指当时大家都在使用的陈词滥调，即他并不认为它有实效，也没有加以肯定的这种说法。
这种解释也可以用于王充另一段关于汉高帝的命运和关于适于取得君权的文字上。③在其他文字中，王充谈到了或者适合于文的、或是适合于武的高级职位的个人才能。但是他提醒读者们注意，不管这种才能能否取得成功，但其杰出之处也完全靠的是命运。①从上下文看，王充所指的是“命”（destiny）；他似乎没有用“天命”（Kismet of Heaven）的字样。
王符是从一位旁观者清的地位批评时政的，由于他个人没有卷入国务活动之中，所以他避开了官吏生活的牢笼和约束。对于皇权运行的方式，他发表了很辛辣的意见。他不大相信世袭制度；这种制度不能保证会产生能拥有足够的道德品质、决断心理和治理能力的任职者。他举出某些人为例子，认为他们并未依靠继承权而取得了声誉和成就；也有一些例子是某些人的显赫只靠出身好而最后一事无成。②② 《论衡》十九（《宣汉》与《恢国》），第817页以下、826页以下（福克译：《论衡》〔上海、伦敦和莱比锡，1907和1911年〕第2卷，第192页以下、201页以下）。
③ 《论衡》三（《偶会》），第99页（福克译：《论衡》第2卷，第8页）。
① 《论衡》一（《命禄》），第21页（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46页）。
② 《潜夫论》一（《论荣》），第32页及以下。关于王符另外一些论君权的观点，见本书下面第15章《王符：道德价值、社会正义和领导》。
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
尽管王充的心中尚有各种疑问，也尽管王符观察到各种缺点，秦汉所创立的帝制政府却带着它作为政治权力的自然结构的许多特点，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这种结构是在许多极其不同的原则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它决非仅仅来源于正统的哲学和像儒家所笼统地谈到的那种统治型式。这是一件怪事，即帝制之取得胜利及其连绵不绝的传授下来，其部分原因却是起源于两个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加以诋毁的短命的政权，此即秦始皇的政权和王莽的政权。因为据说秦王朝粗暴地坚持公民要服从，知识分子要循规蹈矩，社会要有纪律，而这些东西已经经常成为秦国政府行政的主要部分；而后世的朝代如果不乞灵于在王莽时代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类宗教的和文化的支持，便无法宣告自己有权进行统治。
从后汉起，没有一个逐鹿大宝的人敢于蔑视天命的原则，而多少世纪以来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坚持这种观点：皇帝及其一家一姓正在五德终始之运中占据着应有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由于王朝历史的复杂性，必须注意到有几个政权同时共存的局面，并且要决定谁是其中的正统。由于这种原因，历史学家和宣传鼓动者都认为必须搞出一套关于正统的理论来。宋代某些最优秀的文人学士都曾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所涉及的这些问题，并且要使人世的政府同存在（being）的主要理论协调一致起来。①① 关于“正统”问题，可看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