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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蟆９�196年的诏令因而是有助于实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选任贤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走向著名的科第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设想，残存的儒家传统在它被崇尚法家的秦代政权排除之后，由于这项法令而得到了新的鼓舞。但是在汉武帝统治（公元前141—前87年）以前，儒家传统并不占上风。在此之前，这个方面唯一具有任何重要性的措施是在惠帝统治下于公元前191年采取的，它废除了秦代焚书的命令。有证据表明，在他的继任者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的统治下，朝廷的博士制度仍被保留，但这些博士不限于儒家传统。事实上，朝廷看来赞成黄老道家学说，对于这一学说我们应当理解为道家的各种哲学学说的大杂烩和各种想获致长寿的长生术的混合物。①① 《汉书》卷一下，第7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1卷，第13O页）；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和莱比锡，1930—1952）第1卷，第274页以下。
① 见前第12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公元前140年，年轻的武帝继承皇位。他最初仍在很大程度上受窦太后的监护，因而不能立即实行他自己的政策。在公元前140年至前124年之间，他几次召集他的官员，听取他们关于好人政府和消除国家弊端的意见。②100多名对策者提出了答案，但都不如董仲舒，他的答案对皇帝的政策将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是博士，专治名为公羊高的《春秋》之学。董仲舒声称，他的学说完全由他在这部经典中所发现的原理推导出来。他说的许多道理是因袭传统的：道之具是仁、义、礼和乐。古人靠礼和乐，靠教育达到持久的和平。和孔子一样，董仲舒重教育更甚于刑罚，但他也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此我们看到了组成他的论证的另外一个要素。
天道通过阴和阳这两种根本的力量而运行。阳和春天相联系；象征生命之产生。布德施教与其一致。阴为阳之补充；阴和秋天这一毁灭的季节相联系，因而象征死亡和刑罚。①这里，我们看到变化的原理被说成是在自然界中起作用，因而也应该是在行政管理中被遵循的原理。变化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万物之源的天在变化，而是因为情况变化，因而道的运用必须相应地变化。这样，变和不变结合成一个普遍的体系，兼容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
如在董仲舒的其他理论中能够看出的那样，驺衍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他的阴阳五行说经过精心加工，不但成为汉代的特征，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传统的特征。我们在此谈论的肯定是早期儒家传下来的传统和自儒家出现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普遍理论之间的混合。不仅这个学派的道德主义证明它适合于这个时代，而且以下的事实也证明它是适合的：它提倡一种普遍的、整体论的宇宙观，从而为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不可避开的制裁力量，也为帝国制度在宇宙中提供了一个位置。
② 例如，见《汉书》卷六，第116及以下各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45及以下各页。必定有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但这些会议的日期不能确定。根据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上海，1949年以前）第70页，它们始于公元前140年。根据其他人的著作，只在公元前136年召开过这样的会议，见夏伊罗克：《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29及以下各页。公元前136年更可能是召开第一次这类会议的日期，因为当时武帝只有20岁。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02页。
五经
董仲舒声称他的思想出自《春秋》，这就为我们了解他向皇帝提出的建议提供了线索，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坚持儒家之前的古老的周代王室传统的表白，因为如我们所已了解的，六艺是由儒家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六种传统文献（即《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的同义语。②但是，董仲舒对儒家及其伦理原则的忠诚是与他对古代传统的自然主义的解释结合在一起的。在继承孔子的道德原则的同时，董仲舒在奠定儒家的形而上学基础方面更进了一步，因而可以说，成了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③《春秋》卓越地贯通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内容。孟子早已说过，他相信孔子在编订这部编年史时把支配万物的上天的准则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进程。④由于董仲舒，孔子博得了处于历史中心的圣人——素王——的位置，他从这些不变的准则出发，以微而婉的方式简洁地表达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褒贬。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关乎对他们的品质的评判，这一点很可能给当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汉武帝为什么赞成董仲舒的建议，并因而决定提倡由儒家传下来的传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如我们所知，已经有了朝廷礼仪的传统，同时朝廷上还有了叔孙通和其他儒生所引进的别的礼仪，尤其是宗教仪式。但是，追溯到周代创建者的主要礼仪是在武帝统治下恢复的。和宗教仪式及朝廷礼仪有密切关系的是行政领域。儒家在这个方面也有长期传统，所以很自然，在振兴他们学派传下来的周代早期制度中，他们又将起领导作用。
但是，不论在礼仪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主要地把他们当作先王传统的保存者和流传者，而不是当作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事实也可以从汉王朝历史所记载的著名的秘府藏书目录中看出来。六艺——诸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典传统——作为独立的类目居于目录之首。在这之后才是各“家”的类目，诸家之中为首的是儒家。①其次，汉武帝面临另外一个更为实际的补充官员的问题。他召集100多名官员，要求他们就好人政府的原则向他提出建议，这已经表明了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但是，在董仲舒的影响下，他又前进了一步。公元前136年，他改变官方任命博士的制度，只给五种主要经典（《易》、《诗》、《书》、《礼》和《春秋》）设立教职。每一种很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博士，但是即使这样，比起传统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50名的弟子在这里由博士加以培训。②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23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1《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23页；卷八八，第2589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98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页。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1—17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2、54页）；卷十九上，第726页；卷八八，第3620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学习中心相当。①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疏。②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有8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21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人。③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甚至在东汉顺帝（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④正如班固所评论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⑤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①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②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③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语出孔子〕，④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试图创立和维护经书的各种学派传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文的正确传授，一是正确的注释。我们将首先讨论后一问题。如我们在论及董仲舒时所已经看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依据特别是在驺衍学派中发展起来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念来解释古代经书的倾向。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①这意味着将以一种秘教的方式解释《五经》，即企图为所有时代揭示其真正含意。因为经书不是由于历史价值而受到推崇，如其分类的名称“经”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为人类安排其生活和为统治者统治其人民提供标准”的经典。②这种秘教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辨识形势朕兆”的努力方面。董仲舒本人是这种解释一切天变灾异的作法的坚定信仰者。整体论的宇宙观认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学之中；这种宇宙观试图决定自然现象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学问，任何可能关系到理解宇宙力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的名实相副的手册。③谶纬之学
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通常以谶纬类别为名而为人所知的著作。④谶是神谕和预言，纬指含有对经书加以秘教解释的著作。“经”的原意是织布机的经纱，而“纬”意指它的纬线。在西方著作中，汉字“纬”通常是指真伪不明的书籍，虽则这种类比多少有点牵强。⑤这些谶纬著作最初倒底出现于何时，不能确知。顾颉刚以为各种经籍的纬书起始于王莽（公元9—23年在位）统治时期，因为它们不著录于《汉书》的艺文志。50000439＿0815＿0①可是其他的人认为，它们起始于公元前1世纪，甚至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总之，可以确信，这种信仰的要素能够追溯到甚至更早的时代。
谶纬著作只是在片断引文中保存了下来，因为原文在5世纪开始被禁，而到7世纪初，在隋炀帝统治时实际上被毁了。可是，特别在东汉，它们非常流行，并得到帝国朝廷的关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