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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王符在儒家法家强调实际治国之术之上和之外，重申了儒家道家包罗一切的道德宇宙的转化的理想。
但是，在涉及人的努力和政府的活动的转化方面，王符倾向于荀卿的学说，他写道：②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癃病夭昏札瘥……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
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世之善否，俗之厚薄，皆在于君。
在这段话中，难于捉摸的道德宇宙的转化与政府实际活动之间的区分，和精神与肉体之间及指导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区分一样，可以被勾勒出来。当然，如果是圣君，在个人道德和热心公益两个方面都优秀，那么一切都会得到。但在当时那种邪恶状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王符来说，圣君和“大同”之世只不过是模糊的希望。
王符把君主的地位主要当作一种公职，当作上天的托付（相应地授予它权力和责任）来论述。但是，他并不认为君主在道德上自然优越。事实上，他并不情愿评论作为一己个人的君主。可以证明，如果君主不是一个圣人，或者如果他在个人品德上有缺陷，那么，他也可能缺乏履行他的社会职责所需要的谦逊。①王符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可能，并提出两种防护的因素。首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君主将丧失上天的信任而不可能长期自立。其次，尽管君主经由他的政策对万民有巨大的好或坏的影响，但仍然有人不易为这种影响所动。臣民中有少数君子的典型，他们在衰颓之世也和在升平时代一样，能够顶住影响社会的邪恶，并磨励他们自身的品德。他们是圣人和贤人，王符写道：②不随俗而雷同，不逐声而寄论；苟善所在，不讥贫贱，苟恶所错，不忌富贵……
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睹……不惑于众多之口；聪明悬绝……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
虽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明之内，终无违礼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纳之锋镝之间，终无苟全之心。
这些儒家道家的圣人和贤人因而保护了人的自由精神和道德的自主，反对任何恣意妄为的君主。
由于这些圣人和贤人不屈的精神力量，上天把世上更为崇高的使命交给了他们。王符赞扬说：③夫圣人为天口，贤人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说，圣人之意也。
既然这些优秀人物不会降低自己或降低他们的崇高原则以靠拢世俗的君主，君主就有义务承认他们优秀，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和高级职位。因此，当务之急是以真实功绩为根据革新文职机构人事制度。这种制度应当将法家的君主和道家的优秀人物集结在儒家和谐一致的联合体之中。①王符的著作清楚地指出了君主和优秀人物之间的对抗的危险，君主要求他的臣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服从他，而优秀人物力求精神自由和道德自主而不顾任何世俗的力量——不论是君主的权威还是百姓的庸俗见解。按照王符的意见，解决这种矛盾的重担主要落在君主的职责上。换句话说，即使优秀人物的自由是个人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君主也要困他无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团结而受到责备。
① 《后汉书》卷三○上，第1043页。
② 关于班彪，见前第13章《班彪关于天命的论文》。
③ 《全后汉文》卷二五，第6及以下各叶。也见前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和本章以上《儒家理想的衰退》。
④ 《全后汉文》卷二六，第7叶。关于司马相如，见伊夫·埃尔武厄：《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第198页以下；同上作者：《〈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
① 《全后汉文》卷二三，第10—11叶。
② 《全后汉文》卷二三，第8—10叶；卷二六，第1、3、6—8叶。班固：《白虎通义》卷一上，《爵》，第1及以下各叶；卷一上，《号》，第96及以下各叶；卷三上，《圣人》，第81—20叶（张朝孙（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第2卷，第528页以下）；卷四上，《五经》，第7叶以下。
③ 《全后汉文》卷二四，第2、4、6—8、9叶；卷二五，第2、4及以下各叶，第6—7叶。
① 《论衡》卷一，《逢遇》，第1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2卷，第30页以下）；《累害》，第9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2卷，第37页以下）；《命禄》，第18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44页以下）；《气寿》，第26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2卷，第313页以下）。《论衡》卷二，《幸偶》，第35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51页以下）；《命义》，第41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36页以下）。
① 《论衡》卷二，《吉验》，第77页以下（福克译：《论衡》第1卷，第173页以下）。
① 见本章前《儒家理题的衰退》小节。
② 《后汉书》卷六七，第2184页以下；卷七九上，第2545页以下；卷八一，第2666页以下，卷八三，第2757页以下。
③ 对这些皇帝的评价，见前第5章《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① 《后汉书》卷三四，第1166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二七，第937页以下。
③ 关于鲁恭和鲁丕，见《后汉书》卷二五，第873以下、 883页以下。关于张敏，见《后汉书》卷四四，第1502页以下。
① 关于陈宠，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47页以下；关于陈忠的奏疏，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58页以下。
② 关于王堂，见《后汉书》卷三一，第1105—1106页。关于左雄，见《后汉书》卷四六，第1558页以下；及前第4章《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一节。关于李固，见《后汉书》卷六三，第2073页以下；及前第4章《顺帝统治时期》。关于杨秉，见《后汉书》卷五四，第1769页以下。
③ 关于马融，见《后汉书》卷六○上，第l953－1978页，及前第14章《私学》。
① 《后汉书》卷四一，第1406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三二，第1125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四三，第1463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五二，第1725页以下；《全后汉文》卷四六，第4—7、10叶；并见前第4章《桓帝统治时期》。
② 《全后汉文》卷四六，第2、3—7、12、13叶。
③ 《全后汉文》卷四六，第12叶。也见《全后汉文》卷四六，第2、3—9叶。
④ 《全后汉文》卷四六，第7及以下各叶。
① 《潜夫论》卷一，《务本》，第14页以下，及前第11章《商业和工业》。
② 《潜夫论》卷一，《赞学》，第1页以下；《务本》，第19页以下。
① 《潜夫论》卷三，《慎微》，第142页以下；《潜夫论》卷八，《德化》，第377页以下。
② 《潜夫论》卷一，《论荣》 ，第32页以下。
③ 《潜夫论》卷一，《贤难》，第39页以下。
① 《潜夫论》卷一，《赞学》，第1页以下；《务本》，第14页以下；《论荣》，第32页以下；《贤难》，第39页以下；《本政》，第88页以下；《潜夫论》卷二，《潜叹》，第96页以下；《潜夫论》卷三，《忠贵》，第108页以下；《实贡》，第150页以下；《潜夫论》卷四，《班禄》，第161页以下；《述教》，第173页以下；《潜夫论》卷五，《衰制》，第238页以下；《潜夫论》卷八，《明忠》，第356页以下。
② 《潜夫论》卷三，《忠贵》，第118页以下。
③ 《潜夫论》卷二，《本政》，第88页以下。
④ 《潜夫论》卷八，《本训》，第365页以下。
① 《潜夫论》卷八，《本训》，第371页。
② 《潜夫论》卷八，《德化》，第372页以下。
① 《潜夫论》卷一，《贤难》，第51页；《潜夫论》卷二，《明暗》，第55页以下；《思贤》，第74页以下；《潜夫论》卷三，《忠贵》，第114页以下。
② 《潜夫论》卷八，《德化》，第371页以下。（以下引文见于《潜夫论》卷八，《交际》，第347、350页；《德化》，第375页。——译者）
③ 《潜夫论》卷二，《考绩》，第72页。
① 《潜夫论》卷二，《明暗》，第54页以下；《考绩》，第62页以下。
中央权威的崩溃
个人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失望
如后汉著作所表明的，个人和国家间的显著分裂与西汉思想家所抱有的世上包罗万象的统一体的幻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汉王朝的全盛期，君主不但被想象成世俗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施舍者，而且也被想象成实现精神和宇宙和谐的中枢。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在行政事务中的成就来判定，而不是据他的个人品德或家庭道德来判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受君主之召供职而停服规定的三年亲丧期，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在后汉，我们在分属社会和个人领域的相对价值方面，看到了一种改变。在后汉早期，有一些杰出的人对朝廷政治完全绝望，以致拒绝接受政府职务。②后汉衰落时，这种行为在精英分子中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新的理想，既吸引一些卓越的儒家学者，又吸引许多州郡的著名人士和地方权贵。他们不再只是在行政机构中不得升迁的失意的人；他们常常是兴旺的庄园的所有者、高门大族的家长或族长，或者是在州郡社会中有良好社会关系和声望的人，他们在州郡社会中充当学术和艺术的保护人与地方习俗等的裁定者。①当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松弛时，越来越多的这类著名人物发现，退处州郡更为舒适；和在帝国朝廷的官宦生涯相比，他们在地方上的领导地位和事业给他们的报酬更为丰厚。按照儒家的说法，当这些杰出人物对帝国一级的“大同”大失所望时，他们便退而在地方一级上为自己营求“小康”局面。
当后汉精英之内的离心倾向加速发展时，从王充对杰出人物自主道德生活的特征的看法到王符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一种微妙的概念上的变化。王充关心的是无官职的个人，这种人受到世事的损害，既不能在世俗社会中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不能从它得到任何酬劳，他于是发现，清廉而自主的道德生活是他的唯一慰藉。王符谈到的杰出人物则认为荣誉、高位和财富是他应得的，而不取决于世俗君主的意愿，他自信地要求一个不但独立于君主的政治权力，而且甚至是在政治权力之上的活动范围：②守志笃固……是故虽有四海之主弗能与之方名，列国之君不能与之钧重；守志于□庐之内，而义溢于九州之外……
王符论证说，一个行使最高权力但在培养诚意和支持日益有力而自负的精英方面仍然虚心、克己的开明君主，能够保持社会团结，这是和儒家强调折衷相一致的。这是一个崇高的道德上的理想，但在东汉时期实现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很小。东汉的政治史清楚地证明，调和专制君主和精英社会之间裂隙的多次努力都无济于事。
抗议和排斥
如上所述，东汉早期的君主对有权势的大族和地主的态度，与对心怀不平的学者官员的态度一样，是非常和解的。但是，他们也采取特殊措施，把重要的权力保持在他们的手里。光武帝（25—57年在位）、明帝（57—75年在位）和章帝（75—88年在位）通过保留公元前8年采用的高级官职制度实现了这一点。代替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的，是组成国家最高当局的三公。三公的职责是“坐而论道”，而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的行政职责则由随君主之意而供职的次要的尚书接管。而且，包括所有担任官职的全部“外廷大臣”，都不得在内廷工作。这种工作现在由宦官去做，宦官是君主和他的嫔妃们的私人奴仆。①这些措施使君主不受精英阶层的压力，但同时也使他和外界的联系减少了。后汉后来的皇帝被孤立于宫中，为宦官们所包围，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