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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不应对修史者在记载这一时期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时显然有偏向和偏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不但《旧唐书》，而且其他重要的史书和官方类书说到底也都取材于同样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专司记录的史官所写，这便意味着我们极难摆脱这些修史者的主见。最后，尽管我们掌握的材料，例如与我们了解的同时代的欧洲相比，单从数量上说很多，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中一定有许多被史官隐瞒的事件；另外，还有许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对近代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来说极为重要，但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
① 关于这一时期主要史料的简明准确的介绍，见戴何都：《〈新唐书〉选举志译注》（巴黎：1932年）和《〈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莱登，1948年）。虽然其中的一些枝节部分稍微过时，但总的说它们仍是优秀和可靠的作品。关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
① 见查尔斯·加德纳：《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38年）；杨联升；《中国官方史学的组织：自唐至明撰写正史的原则和方法》，载W。G。比斯利和浦立本合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年），第44—59页；洪煨莲：《708年前之唐代史馆》，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93—107页。
① 关于敦煌文书对历史学家的独特价值，见崔瑞德《七至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载《过去和现在》，35（1966年），第28—53页。
① 以下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系根据两篇为1970—1971年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讨论会准备的论文：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历史学家》；《关于编纂唐代史的几点意见》。
第二章 隋朝（581—617年）
在6世纪的最后25年，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分裂了将近300年，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漫长的分裂期。隋朝结束了这一分裂期，扫清了分裂期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制度上的瓦砾，并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以后的许多朝代都从隋的成就中得益，但最直接的受惠者则是伟大的唐王朝（618—907年），它建立在隋的基础之上，并在近300年的时期内，左右了整个东亚的文化和政治。
这一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对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隋在结束旧秩序、清除几个世纪积累的渣滓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帝国等方面与秦朝（公元前221至前207年）一样，但这样说是不够的。就事论事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只有在考虑了6世纪中国远为广袤的版图和复杂性并初步衡量各种新力量——例如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传下的影响——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项成就的特点。
因此，我想将本章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6世纪中国的报道，它将展示出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外貌、文化差别和各具鲜明特征的生活类型。第二部分概述重新统一者和新秩序的创建者隋文帝的性格、生活作风、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另外还有关于他的主要顾问的简要叙述。第三部分讨论隋在建立新的统一的制度化秩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措施。第四部分是对第二代皇帝——炀帝——的概述，内容与有关他的父亲的叙述相似。第五部分报道炀帝在位时巩固其政权的步骤、他创造的新事物和最后他的戏剧性的毁灭。
六世纪的中国
6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的多样化及地区的和种族的差异和不相容性。在317年当中国人的北方丧失给匈奴民族后，长江流域及以南在几个世纪中已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夷狄”控制了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后不久，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中国人——纷纷南逃。在地处亚热带、地形完全与北方不同和尚待殖民的南方，北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最初，他们被南方有基业的家族称为侨人，而北人则反唇相讥，称南人为土著，尽管这些土著继承了以前的楚国或吴国的大部分独特的文化。许多北人的举止如同异乡之客，满怀恋乡之情和厌世思想，梦想有朝一日重返故土。但收复故土的一次次企图都归于失败，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移来的北人逐渐适应了环境，并参加了发展独特的南方文明的活动。
文化保守主义有时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它是这一时期南方的特征（在本章，“南方”指的是沿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再加上东至杭州湾沿海的整个开化区）。它的表现有许多形式：公开宣称自己继承和保持了大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遗产，即汉代的古典传统、制度、文学风格、礼仪、音乐和风俗。事实上，许多这些传统在南方的环境中已起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建康（今南京）诸帝不顾他们政治上的虚弱，也要照搬汉天子的一套礼仪；学者为他们的古典学术的正统性，文人为他们作品文字的典雅而自鸣得意。整个上层阶级为了表示他们合乎规范和通晓文学，试图保存洛阳方言，这是他们的祖先一度在一个统一帝国的京师听说的语言。①在南方的主要文明中心——扬州和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以外，移民的工作继续进行：土著被消灭、同化或驱赶；中国的农业得以普及；村镇寺院在荒芜之地涌现出来。这就是正史中描述的景象的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在这几个世纪中，这块地区的中国农业、行政和税收在远比北方故土富饶的环境中缓慢发展，给主要的定居中心带来了财富，使有的人能过上一种豪华雅致的上层生活。
到6世纪中叶，“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里略举它的几个特点。有些北方纪岁的节日已经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习俗则以古代南方传统为依据。这时的侨居者已发现他们爱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称呼和迎候他人的方式已与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妇女更加深居简出，纳妾现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举行的一些礼仪远比北方讲究。北人重视几代同堂，而南人则喜欢夫妻另立门户。衣食及习惯都有它们明显的南方风格。
中国分裂后不到一个世纪，“南人”之称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贬词，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同义词。②南人，包括北方来的移民，已经依恋于他们的作风、他们的温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们已经感到北人粗鲁，对北方的习俗、古典学术和文学作品流露出轻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说北方文学犹如“驴鸣犬吠”。人们从当时的民谣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种温柔和给人以美感的特质。以下即是一例：③朝发桂兰渚，
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
竟日不成把。
公元317年以后，北方较干旱的平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在一个多世纪中，北方屡次遭到异族争夺领土的激烈斗争的蹂躏。农民不断被征去服兵役和劳役。掠夺居民聚居地和屠杀居民之事屡见不鲜。种族内部的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独特的情况。在这种可怕的时代，有些中国的士绅门第由于它们能以擅长的政治和文学艺术向一个所谓的征服者效劳而得以幸存；它们往往通过与异族统治精英通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采用他们的某些生活方式来维系自己的脆弱的地位。许多中国农民已处于半农奴的状态，并承受了横征暴敛的负担。所有阶级都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生活。
386年开始跃居为地区性强国的北魏，逐步引进了一项稳定局势的措施。早期魏国的鲜卑族统治者是强悍的骑士，多年来他们缓慢地采用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文明生活方式。早在398年，魏国的统治者命令在今山西北部的大同附近的旧居民区建立中国式的京都，其格局象征中国王朝的气派，这体现了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京城呈长方形，围以朝着罗盘四个方向的城墙，有传统的宗庙和大圆丘等。这些不久前的游牧骑士以此来表示他们成为中国式的统治者和使“仁风被于四海”的意图。①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而且鲜卑族有返祖倾向的人也不时警惕这一趋向。魏的统治者们最初的制度安排是在自己的部落方式和一个农业帝国的必备条件之间进行调和。他们由此朝中国式官僚国家这一方向发展，虽然在这一结构中大部分高级职位和许多特权仍保留在鲜卑贵族之手。此外，对武功和军职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文职和文学才能，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传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全面的汉化措施在孝文帝执政时（471—499年）实行：废除鲜卑族的迷信而代之以中国尊奉的信仰和习俗；采用中国特有的选拔制度；鼓励与中国人通婚；进行土地改革——引进所谓的均田制；恢复儒家思想为国教；禁止在宫廷使用鲜卑语；采用中国的姓氏；也许最重要的是，从干草原边境的故土迁向洛阳建都，这里是充分反映中国王朝权力之地。
这一系列汉化措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北方一批愤怒和怀有报复心理的集团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六镇之乱”）。这次叛乱由依恋故土和祖制并对洛阳的汉化政体深为不满的贵族领导，参与者为职业军人，他们是流放在长城一带的囚徒一戍卒和与其主人同样心怀不满的部落民组成的成分复杂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怨恨情绪和鲜卑民族沙文主义的推动下，于523年在中原发动叛乱。大屠杀随之而来：一个鲜卑领袖杀了洛阳宫廷中的一千多名中国显贵，其中包括皇太后。这里不再叙述以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勾结和阴谋。534年，鲜卑帝国分裂成两部分：一为更加汉化的东魏，它以邺城（河南）为都；一为汉化程度较差的西魏，以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长安为都。550年，东魏改为北齐，556年西魏被北周替代。两国为控制整个华北而展开了生死斗争；557年北周打败了它东边的对手并夺取了它的领土——包括从长城至淮河流域的全部富饶和人烟稠密的平原。
在隋重新统一全国前的几十年，被阶级和财富差别激化的种族对抗在北方的两国中特别明显。战争、地方动乱和屠杀之惨使中国人和鲜卑人都感到生命和财产危在旦夕。东魏的创业人在537年谈到了种族和阶级对抗给他造成的困境。他指出他的许多督将的家属都在西魏（那里在549年恢复了鲜卑族的姓氏），西魏的统治者决心诱使这些官员为之效劳。另外，他又嘲笑地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他接着说若非萧衍谨慎行事，他的督将就会跑到西魏，他的汉族士绅就会拥立南方的武帝。他问道，“人物流散，何以为国？”①尽管局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的文明，特别是西北的文明，仍以鲜明的特点向前发展。它具有与众不同的尚武精神色彩，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喜欢良马和猎犬猎鹰。北方对中亚和西亚的影响一直远比南方开放，而且以后继续如此，这种表现可以从雕刻、建筑、舞蹈、音乐和服饰中看出。可能是在草原传统的影响下，北方的妇女要干活和担负各种责任。一位南方的旁观者描述说她们忙忙碌碌，操持各种家务，并为家庭利益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他们的家庭一般保持一夫一妻制，大家庭是标准形式。中国的士绅门第非常认真地捍卫古典传统，这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确保它们不致像农民那样沦落到无人保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对古典经籍注释的进一步发挥当然是不可能的，能保持传统就足够了。据说北人比其南方的远亲更加开朗和坦率，他们的风俗和礼仪比较淳朴，衣着和称呼也是如此。生活较南人艰苦。这可以从以下一首当时的北方民歌看出：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幽州马客吟歌辞》）
有一条划分南北两个区域的生态线有助于说明不久前才出现的南北历史和文化的差别：线的北方是粟麦文化区，那里有成群的牲畜；线的南方是水稻种植区，那里有丰富的海鱼和江、湖鱼的资源。这两个地带的人口也大不相同。帝国在重新统一后，南方只有总人口的16％左右，并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沿长江的主要中心；其内地基本上是未开发的荒野，那里有敌视外人的土著、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疟疾和其他疾病，使得以后几个世纪中国的移民工作进展得既缓慢，又艰苦。
南北两大地带并不限于文化的差别。如上所述，南方包括一些汉人的居民中心和居民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