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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可能讨论秦代社会结构这一伤脑筋的问题，特别是秦的“奴隶”的数量和经济生产力是否高得足以有根据称秦朝是一个奴隶制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问题。“奴”大家都用来指终身是奴隶和生来就是奴隶的人，这个字眼很少见于秦的史料。其他用来称各种受歧视的或农奴般的人的字眼，特别在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倒常见到。可是这些字眼在使用时很不严谨和不明确，因此利用它们就难以确定所指的这些人的地位、人数、经济上的重要性及他们与真正的奴的关系。①我认为，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来确立一个关于秦代社会的明确的界说，为时仍过早。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不管对秦末的叛乱作何解释，它们也不能象提高特权者的地位那祥对被剥夺生计的人的地位进行真正的和持久的改善。从广义上说，汉朝在这方面也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状况在中国要长期保持下去。不管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只是缓慢地出现。
资源的过分紧张
不论重视以上的任何一种解释，或者重视其他的解释，也许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据以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这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局势，只能在史料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当他东游时，有“盗”惊了驾（实际上有谋害他的企图），尽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未能找到。又在公元前216年，当秦始皇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他遇到了强盗，受到他们的严重威胁，最后强盗才被他的卫兵杀死；这一次，在秦都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将近20公升）粮食据说值1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详，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否则就不会记进该年的史事中）。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也许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秦只维持了那么短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不寻常的是，尽管昙花一现，它却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1700年，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如果容许这项制度以原来的法家方式来实现，即对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那么它不可能维持得这么久。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活性的必要的结合。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在质和量的方面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而不是由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转移，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① 《过秦论》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史记》卷六之末予以引用（《史记》卷六，第276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19页以下〕）；这里所引的段落见《史记》卷六，第282页（沙畹前引译注，第2卷，第231页）。
① 《史记》卷六，第27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22页）。
② 《史记》卷六，第290页（沙畹的译注，第2卷，第241—246页）。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重庆，1945），第300页；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载《红旗》，1974。8，第18页以下；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27、62页都予引用。
① 《史记》卷六，第283—284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233—234页）；《史记》卷六，第278页（沙畹之译注，第2卷，第224页）。
② “不能记住过去的人势必重复过去。”见乔治·桑塔亚纳：《理性的生活》（纽约，1905），第1卷，第12章，第284页。值得指出的是，在两人的话中有微妙的差别。贾谊的格言（他作为“野谚曰”而引用）暗示人们应仿效过去好的一方；桑塔亚纳的格言暗示人们应避免坏的一面。
③ 杨宽的《秦始皇》（第119页）引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流放商人之事，认为对经济发展有害，但并未由此得出这里提到的有害的后果的结论。
① 这段文字载1972年版第72—73页，以后的一版没有这一段；李幼宁编的《秦始皇》第161页有英译文。
① 虽然高恒根据经常提到隶臣妾的秦律材料推断，写了一篇论隶臣妾的地位和职能的扎实的、大部分内容推论严谨的论文（《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7。7，第43—50页），我仍坚持我的判断。高恒推断（第43—44页），隶臣妾一生为官府奴隶，其证据似乎没有力量。
附录1：史料和现代研究
关于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有关的几卷。这部叙述范围从传说阶段直至公元前100年前后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谈（死于前110年）、特别是其子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年）两人的共同创作。就秦而言，最重要的几卷是卷五（秦国直至前246年的逐年的大事记）和卷六（前246—前206年秦国和秦帝国的逐年的大事记）。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除非另外注明，一般取材于这两卷。但偶尔还利用远为简单和比较不重要的卷十五（前476—前206年秦及同时代主要诸侯国的大事表），以证实和补充卷五和卷六的记载。其他有关材料见于《史记》的几卷书，特别是论国家宗教（卷二八）、水渠（卷二九）和经济发展（卷三十）的几卷。这些都收于沙畹的极佳的法译本《〈史记〉译注》中。《史记》的后半部分由著名人物的传记组成，其中几篇传记对秦史极为重要。最重要的几篇已被卜德译成英文并加以论述，见他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年）；另外三篇的译文见他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1940年）。蒂莫特斯·波科技编的《史记》的部分译文书目，已收于法译本《史记》第6卷中（1969年出版，第113—146页）。
《史记》之后有《汉书》，它由班固（公元32至92年）及其亲属所编。《汉书》的少数几卷与《史记》对秦亡汉兴事件的叙述部分重复。另外，它的几卷“志”包括了关于秦的简要材料；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论法律的卷二三，何四维的《汉法律残简》中有其英译文；论述国家经济的卷二四，已由南希·斯旺译成英文，见《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1950年）。
在司马迁用来记述战国时期（前403—前221年）的史料中，现在仍存在的一种是《战国策》；此书有詹姆斯·克伦普的英译本（1970年）。虽然此书有一部分叙述秦史的情节，但其价值与《史记》相比则是次要的，这既因为它的叙述不系统，又因为它的内容大都具有轶事和文学的性质，而不是历史。1973年从马王堆汉墓第三号发现的《战国策》的部分文字，包括传统版本所没有的材料。但是，这些新材料中没有关于秦史的新东西。《文物》（1975。4，第14—16页）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的《战国纵横家书》（北京，1976年）中载有这段文字的现代汉语译文。
在思想方面，秦帝国的崛起与称之为法家的政治理论家学派特别有关系。有关主要的法家作者和政治家的译文和研究包括以下几种：W·K·廖的《韩非子全集》（1939、1959年），这是对这位最有名的法家理论家（死于前233年）的著作的不大高明的译本。顾立雅的《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申不害》（1974年），此书挑战性地和有争议地试图再现一个其著作早已散失的政治家兼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戴闻达的《商君书》（1928年），这是一部关于使秦国兴起的主要政治家商鞅（前338年死）的研究著作，书中还翻译了历来被错误地认为是商鞅所作的重要的法家文书。后来在有些方面超过戴闻达的苏联的研究著作，见Л·C·别列洛莫夫的《商君书》（1968年）及蒂莫特斯·波科拉对该书的书评（载《通报，55〔1969〕，第322—324页）。上述两部著作应与杨宽更早的研究《商鞅变法》（1955）进行比较；李幼宁编的《商鞅变法和中国的国家控制》（1977年）中有杨宽著作的英译文，并附有长篇介绍。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校勘水准是相当高的。此外，关于秦的几卷比记述同时代其他列国的卷更详细，还可能更可靠。这是因为基本上据以写成秦史几卷的秦的历史记事（现佚失），在前213年秦政府下令明确地免予销毁。然而这几卷，特别是关于帝国的关键性的卷六包括了一些有倾向性的或者不大可能有的情节，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司马迁死后被匿名作者窜入《史记》。其中有些情节已见于前面的正文，在下面的附录2中将作更详尽的分析。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幸好考古学现在对历史学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秦代方面，重要的研究包括：秦都咸阳一座主要宫殿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4年开始，到1978年仍处于初步阶段）；离秦始皇陵墓1。5公里一个遗址的大批真人大小的陶俑的发掘。陶复的文章记载了秦皇宫的发掘和复原工作（陶文载《文物》，1976。11，第31—41页）。关于叙述陶俑的优秀的带图文章，见马克斯韦尔·赫恩的《秦始皇的兵马俑》，载于方闻编的《伟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展览》（1980年）。
最重要的是在死于前217年的一个秦代地方官员的墓中发现的、写在一千多块竹简上的法律和行政文书，竹与木，在发明纸以前是中国的传统书写材料。这些文书包括的法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秦的法典；文书比至今存在的最早的中国法典，即公元653年的唐的法典，要早约九个世纪。《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表了文书的文字和现代汉语的译文。已经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书，一种为1977年版，另一种为1978年版。本章脚注凡提到的都是指更好的1978年版本。①前面所引的律和其他法律著作都取自这本书所载的文字。但除了所载的这些文字外，现在还应补充何四维译出的全部文书的极佳的英译文，见《秦法律残简》（1985年）。何四维更早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有价值的论文包括：《1975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通报》，64：4—5（1978年），第175—217页；《秦法律中的衡器和量器》，载迪特尔·艾克米尔、赫伯特·弗兰格合编：《东亚的国家和法律》（1981年）；《秦代的法家和法律》，载W·L·伊德马编：《莱顿汉学研究》（1981年）；进一步的英语研究著作和译作迄今包括：卜德的《帝国前中国的法医学》，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02∶1（1982年），第1—15页；卡特里娜·麦克劳德、罗宾·耶茨合著：《〈封诊式〉译注》，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1∶1（1981年），第111—163页。
除了少数例外，以往的中国历史学家一致谴责秦朝，认为它未受教化，甚至“野蛮”，也谴责它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冷酷无情地使用法家权术。因此，关于传统的和现代的史学家对秦代态度的一个相当近期的调查只列举了两个强烈偏袒秦的近代前的学者，一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一为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见李幼宁编：《秦始皇：历史编纂学的政治》（1975年），第16—17页。
但是，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现代史学家的意见更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