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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①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5000440＿0325＿0①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①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① 《全唐文》，卷17第10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①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② 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③ 《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5页。
⑥ 《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① 《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② 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①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②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①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
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③ 《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④ 《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51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② 《旧唐书》，卷78第7页。
③ 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⑤ 《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① 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① 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
中宗和睿宗（705—712年）
从各方面的观点看，唐代中兴的第一个十年是令人沮丧的。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除了那些想在暴政中寻找客观教训的人外，传统的历史学家普遍不注意这一时期。
但是，近来已有人企图论证这一时期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它确定了三个与皇帝争权的集团。②它们是受宠的大臣、皇室和外戚。从中宗登基起，后两个集团特别活跃，它们的自我扩张和结党的企图与前一世纪的行政传统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致它们的活动把行政搞得一团糟。在它们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它们的成员各自建署开府，出售员外官和书吏的委任令，同时大大地增加它们控制的“封邑户”和收入。它们的行动损害了迄今受到尊敬的文人阶级的利益，他们被迫搞裙带关系和靠诌媚求得提升；并为庶民阶级的兴起提供了动力，他们这时可以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而不用再熬过漫长的科举考试过程。商人和地主是最大的受益者。
史料的性质显示这类分析具有很大的暂时性，但这一时期的简短的年表至少能显示为什么会作出这些推断。
在中兴时期，两个主要人物是中宗的韦后和她的面首，即被废黜的武后的小侄子武三思。韦后是一个淫荡和有野心的女人，据一种史籍记载，她之所以能完全驾御丈夫，是因为他要感谢在流放期间她给予的支持；据说他曾答应，万一他复位，就把全部权力给她。①通过成为她的面首，无耻的武三思在他姑母倒台后仍能幸存下来，并且施展与中宗朝的心腹谋士上官婉儿同样的才能，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上官婉儿是诗人兼官员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664年参与了废黜武后的阴谋，结果不但自己被杀，而且使全家沦为奴隶。上官婉儿就这样开始了在宫中当奴婢的生活，但她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约从698年起，起草了许多武后的官方文件。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