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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某些方面看，这时的事态远比肃宗当年西幸灵武时更令人泄气。只有几个官员陪着德宗逃命。他现在求教于其中的一个官员，即陆贽（754—805年）；他不是一位高级大臣，而只是一位年轻的翰林学士。可是，陆贽是一位异常能干的人，而且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很快就有效地指导着政府的工作。他在分析政治和财政问题时表现了非凡的才干，也在起草国家的文件时表现了极大的耐性。就是这个陆贽，他劝告德宗放弃控制全帝国的方针，而主张大赦河北诸节度使。他说，政府这样做就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打垮朱泚这个巨恶元凶；然后王朝的军队就可以扫净其余的叛乱者。这些建议都写进了陆贽所起草和德宗于784年予以颁布的大赦诏令中；这道大赦令事实上便成了最后解决战争的基础。
可是，麻烦事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负责唐王朝河中军队的李怀光妒忌德宗对李晟（727—793年）的关怀。李晟是一位很杰出的将军，曾于783年后期掌过禁军，并即将成为唐王朝将领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李晟和李怀光都解救了皇帝在奉天被叛军攻击的直接危险，但李怀光的胸怀叵测已一目了然，朝廷不得不再一次迁往与四川接壤的梁州，以便万一李怀光为所欲为时可以预防他可能进行的加害。此后不久他果然叛变，但由于事前已采取戒备措施，李晟能够对他发动猛烈的攻击。仅几个月功夫，李晟既打败了李怀光，又打败了朱泚；这两次胜利使得皇帝在784年年中能够回到京城。节度使们内讧起来，叛乱运动陷于瓦解局面，但直到786年被彻底打败才导致战争完全平息。
8世纪80年代的叛乱事实上是安禄山10年以前发动的分裂运动的终局阶段。叛乱的开始阶段与结束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起于长安的政治压力；政府的兵力和资源不足使战争旷日持久；官军的叛服不常使得战局决定性地恶化；最后，战斗都不是胜利结束，而是通过妥协不了了之。但8世纪80年代的阶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即20年的和平间歇期使得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有可能比安禄山原来在极东北部占有更大得多的地盘来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势力。另外也很清楚，这些独立的藩镇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也比8世纪60年代更严紧，因为在60年代还有若干忠于唐王朝的被围孤立点散见于河北诸地。可以想象，在这间歇时期内新领导阶层已经多多少少地同原来的地方精英集团联了姻，同时，住在此地的汉族居民与北方边境非汉族居民的同化过程很可能也仍在继续之中。很可惜，关于这些独立诸镇的现存材料是很少的，恐怕只有星星点点的例外，学者们又还没有对现有的残片断简做艰苦的连缀工作，所以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社会史的论述只能是相当粗浅的。①另外一点也十分清楚，8世纪80年代藩镇与唐王朝之对抗是赢得老百姓的充分尊重的，所以它们能够令人敬佩地把这场长期的斗争坚持下去。
我们已经看到，安禄山的将军们在他的笨拙的指挥体制中是怎样陷入混乱和发展成为尖锐的对立的。但是反观8世纪80年代，河北自己称王称帝的诸镇无不在自己的占领区内自建军队，自立法统。虽然这种新情况尚未能使叛乱者易于采取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但却也防止了8世纪80年代的叛乱运动因内部纠纷而瓦解，至少在战争的后期以前没有陷于瓦解。而且即使在叛乱运动最后消灭的时候，有几个镇仍未遭受多少损害而能幸存下来。另一方面，除非中央政府能扑灭叛乱并且把旧帝国的那个广大地区再度统一到长安的统治中来，否则，唐王朝就不能被认为已取得胜利。
如果说安禄山的叛乱是由于背信弃义，那么，8世纪80年代帝国的失败则更像是出于无能。这就是史书上为什么把河北诸镇之乱描述为在8世纪中叶的大灾难和唐宪宗在9世纪初年致力于中央集权化运动时期重振唐帝国荣誉之间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不管怎么说，德宗在确有把握地赢得战争以前却挑起了冲突，这显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没有能够解决早在8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很清楚的一系列基本战略问题，例如，东北叛乱分子之所以有力是因为他们凭借供应和指挥调动的较短内线来作战，而中央政府则靠长安和东南之间的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生命线作战。很显然，对最近在南方爆发的淮西的敌对行动完全没有给予考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唐德宗放弃了他的讨伐运动将军的身份而接受了帝国统治权分裂的事实（不管接受这一事实是多么痛苦），他证明能非常熟练地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权的政治局面中掌握好分寸，从而为自己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2章。
② 同上书，第5章。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0—27页。
③ 见前引浦立本书，第7—8章。
① 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度到新兵制》，载《秦汉隋唐史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北京，1962年），第215—24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7—222。
③ 《白香山集》（商务印书馆版），卷12第47—48页；参照G。伯奇编：《中国文学选集》（纽约， 1965年），第1卷第266—269页。
① 浦立本：《公元755—805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坦福，1970年），第83—85页；D。M。麦克马伦：《8世纪中叶的历史理论和文学理论》，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 307—34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7第6974—6978、6980—698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9第700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8—221。
② 《唐会要》，卷78第1422—1423页。
① 《旧唐书》，卷121第3749—3780页；《唐会要》，卷6第75页。
② Provinces一词，在晚唐用于约50个相当大的观察使和节度使的辖区。
① 山口瑞凤：《吐蕃和唐代婚姻关系》，载MTB，27—28（1969—1970年）。
② 关于吐蕃诸王的名字及其生卒或在位等年代，均据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二卷，京都，1958—1959年）。
③ 即唐古特人；冈崎精郎：《唐代唐古特的发展》，载《东方史论丛》（奈良），1（1947年），第57—205页。
① 《全唐文》，卷332第12—1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23第7147—7150页。
① 例如，可看刘展（《资治通鉴》，卷221第7097—7102页）和来瑱（《旧唐书》，卷114第3364—3368页）的事件。
② 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兴起》，载《大亚细亚》（新版），1（1949—1950年），第53—72页；又2和3（1952年），第42—58页。
③ 《唐会要》，卷65第1131页。
① 《唐会要》，卷65第1131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第2章。
① 《文献通考》，卷151第1322—133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22第7123—7125页。
③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53—70页。
① 《唐会要》，卷72第1294页；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载《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35—56页。
②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载《大亚细亚》（新版），11。2（1965年），第211—232页。
① 《唐会要》，卷77—79；《国史补》（上海，1956—1957年版），下，第53页。
② 砺波护：《唐的律令体制与宇文融的括户》，载《东方学》（京都），41（1970年），第203—288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版（坎布里奇，1970年），第107—109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109—120页。
② 郝若贝：《中国北宋时期的财政专门知识、考核和经济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30。2（1917年），第281—314页。
① 郝若贝：《唐代至北宋时期中国的古典货币理论与经济政策》，载《日本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纪要》，13（1968年），第70—80页。
② 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载《史渊》，101（1969年），第93—10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24第7189—7190页。
① 但是可参照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2页，注21。
① 陈观胜：《中国佛教的改造》（普林斯顿，1973年），第3章；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① 《旧唐书》，卷12第319—324页；《资治通鉴》，卷225第7528、7261—7265页。
② 《新唐书》，卷52第1359页；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载《文化》，36。1—2（1972年），第 1—32页。
① 可参照《册府元龟》，卷89第1—3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制度》，第2章。
③ 《旧唐书》，卷118第3422—3423页。
① 日野开三郎：《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110—118页。
① 这一节叙述取自《资治通鉴》（卷226—232）和《旧唐书》（卷12）以及各节度使的传记；再可参照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754—805年）》，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儒家人物传》（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页。
① 《唐会要》，卷84第1545—1546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1974年），第20页。
① 见松井秀一：《卢龙藩镇考》，载《史学杂志》，68（1959年）。
内廷的发展（786—805年）
甚至在8世纪80年代战争的最严峻阶段，即在车驾出幸奉天之前，唐朝廷已经被政治纷争弄得四分五裂了，卢杞及其同伙的财政措施非常不得人心，而他们对付政乱所使用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也引起人们对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都在正史和官方文献中有所反映。①几十名官员鼓起勇气揭发他们，卢杞终于在奉天被撤职。德宗被迫要找一个能马上解决其燃眉之急的问题的人，而不问其人的官阶和年岁如何。如上所述，他召见年轻的翰林学士陆贽来指导他的流亡政府的事务和整理混乱的财政。宰相们和正式的官署都屈居陆贽的影响之下。
同样地，唐朝的政府军在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不好。这支军队不但远远没有在唐王朝最悲惨的日子中支撑危局，反而内部出了很多叛逆。虽然也出现了几个优秀的将领，但忠君部队的整个记录却无任何可夸耀之处。783年后期朝廷受长安居民暴动的威胁，这时到了最悲惨的时刻。德宗绝望地把在京的神策军召来驰援，但事实上神策军的许多官兵都早已在战争中被杀，当时统率神策军的官僚却以商人和店员充数来填满名额，这些人一见到真正的警报便四散逃匿。紧急集合在德宗身边的唯一部队只是由两名宦官——窦文场（约801年死）和霍仙鸣（798年死）率领的一小股军队。虽然德宗最后被大部队援救脱了危险，但他仍对两名宦官感激万分，甚至像他父亲在764年对鱼朝恩的赏赐那样，在786年对他们大加恩赏，让他们分别监管新成立的左、右厢神策军。②可是，这时宦官在神策军中的影响就永远延续下去了。
陆贽的任命和两名宦官的身负重任，标志着8世纪后期开始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所谓内廷的势力的增长。（当然，外廷是正式的文武职官体系。）翰林学士和宦官不仅名义上准许接近各种禁内机关，他们还紧紧地同皇权的行使挂上了钩。至少在最初时刻，内廷被皇帝本人所直接和紧紧地掌握着，他把内廷作为他的私人所属官制，内廷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有用。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