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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意志坚强的皇帝甚至同最有能耐、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们也闹翻了。裴度（765—839年）的事迹便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不妨谈点背景材料，它或许是有用的。
裴度出身于三世簪缨的河东大族：它与唐王朝从开国之初就关系密切，曾在唐代产生过17位宰相，人数之多仅次于皇室。①他不仅在789年中了进士，而且在792年和794年中过两次更高级的制科。他在河南和御史台做过官，后来又在808至809年武元衡平定西川时当过武氏的幕宾。但他那时在战争政策上并无一定之见，并在812年负责了微妙的谈判以贯彻李绛在魏博的计划。他再一次当过武元衡的幕宾，在815年的刺杀武元衡事件中他适在武元衡身边，因此受了伤。宪宗盛怒之下决然立即起用裴度为相（尽管有些小心翼翼的朝臣很怕进一步激怒方镇），以此表明他继续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的决心。裴度挺身用命，不怕有人再次对他行刺，他的勇气赢得了皇帝极大的敬重。
讨伐淮西和成德的战事弄得旷日持久，一直从816年延续到817年，这时朝廷官员就错在哪里和怎么做的问题，议论纷纷，意见越来越不一致。朝廷经常军前易将，且不谈淮西节度使进行的顽强防御，仅就阵前易将来说是决不可能改进战略上有问题和官军内部协作很差的情况的。许多朝臣都深为悲观，他们越来越认为只有放弃战争才是避免中央政府彻底垮台的唯一出路。皇帝始终死抱着靠更佳的战术来解决问题这一希望。817年他终于被说服暂时放弃了与成德作战的第二战线，而专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几个月以后，宰相李逢吉（758—835年）和王涯（约760—835年）再一次提出军费浩大和师老无功，这引起了朝廷内有一派人吁请停止一切战争活动。这时裴度说服宪宗让他个人去统领南方官军，并且让他戏剧性地深入作战地带，以便平息各将军之间的无谓纷争和组织军队作最后的努力。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淮西之役暴露了自安禄山叛乱以来帝国军事行动中常见的各路兵马各自为战的一切最坏的毛病。对于他这次任务的执行情况颇多疑问，因为有关这次任务的记载代表了不同的看法。必须把采取决定性行动突然攻取淮西府治的功劳归之于著名的将军李愬（773—821年）——8世纪80年代战争英雄李晟的儿子；但我们有理由说，裴度在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给他铺平了道路。①可以肯定，是他负责把宪宗一贯使用的宽厚政策应用到淮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身上（可是反之，对叛乱领袖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能在战事一旦结束便使淮西安定下来。对于宪宗来说，裴度是时代的英雄，荣誉像雨点般倾泻在他身上。那些不积极主战的宰相们都脸上无光了。此后不久，裴度前往协调讨伐平卢的最后一战。
裴度所享有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显赫地位是这一时期官僚制度向着更强大和更突出自己的方向转变的最高表现。但是如上所述，君臣之间有不可跨越一步的雷池，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发生冲突。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裴度的继任者不效法他，而以杨国忠或元载为榜样呢？宪宗不得不关心的是，比如说，高级文官在统带大兵作战时不是把统兵看成为了应付特殊情况的特殊安排，而认为这是某种必须拥有的权利。他的担心正是步了他的前辈们的后尘，因为唐代以前的皇帝们都想分裂或限制所委托的权力范围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范官僚阶层把权力联合起来向至高无上的皇权挑战。虽然宪宗比德宗或代宗更乐意支持振兴官僚的特权和士气，但他在保持国家的最后控制权方面，其决心并不小于代宗和德宗。
事实上，冲突很快就在文职事务方面爆发了。宪宗在818年想任命皇甫镈（约755—820年）和程异（819年死）为宰相。裴度和其他许多大臣都激烈反对，虽然任命五品及五品以上大员本是皇帝个人的例行公事，它有别于对六品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现职的绝大多数下级官员是由吏部照例委任的。可是，随着宰相权力的加大，他们必然想左右皇帝对高级官员的挑选。
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事件很令人感兴趣。这两人都是财政官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淮西战役中急需军费时帮助政府筹款的人。他们的税收措施快捷而方便，因此可能很粗暴，但是史料对他们成见太甚，很难对这种说法作出评价。①（皇甫镈之知名主要是由于他雷厉风行般地改进了漕运效率，程异之知名则是因为他在817年去东南为财务出了一次公差，便弄到了两百万缗来应战争之需。）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像裴度所属的裴家是那样的名门巨族，安定的皇甫家不是头等世家大族，但也是第二等郡望。②程异的出身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不是生于最上等人家。另一对程异不利之点是他曾经与王叔文集团中的暴发户有瓜葛。
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772—832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①裴度还指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
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
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8世纪90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
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①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②第一位任枢密使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③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④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世纪，枢密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部分宦官的活动。
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⑤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①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认，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以后，对于宪宗之死的说法仍然真假莫辨。
② 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51—191页。
① 对战争的记述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36—241）和《旧唐书》（卷14—15）。另见彼得森：《中兴的完成》一文。
① 这种问题是安禄山之乱后唐王朝军事战斗中习见的事，只有9世纪40年代的战役除外。见《资治通鉴》，卷238第7671—7673页；彼得森：《中兴的完成》，第162—16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第7686页。
① 彼得森：《815—817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小基尔曼与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
①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第224—225页。
① 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1968年），第76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7—83页。
①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载《史学杂志》，65。7（1956年），第464—66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7第7647—7648页。
③ 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革》，载《史学杂志》，76。7（1967年），第1—2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2第7799—7800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36第7614—7615页；《旧唐书》，卷14第411页。
② 《旧唐书》，卷14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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