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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较北的地区比起江淮地区来当然更为贫困，那里不但遭受沉重的赋税之苦，而且容易发生破坏性的自然灾害。858年秋天，严重的水灾遍及整个大平原；大运河沿岸人口众多的徐州和泗州被洪水淹没，数万户家庭被毁。862年夏，淮南和河南的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其结果是普遍的饥荒。然而，正是在那一年，运往南方的人力和物资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征用的。下一年又发生了一次黄河大水灾，波及从洛阳到淮河地区的泗州之间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①这些自然灾害加上不合时宜地征发供应南方军队的粮食，无疑导致人民的普遍困苦和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从这些地区派往南方的戍军造成了9世纪60年代最严重的暴动——庞勋叛乱。②虽然起义发生于遥远的岭南，但它的根源在武宁，这是一个紧要的战略地区，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交界处。汴渠是长安取得迫切需要的长江下游流域财富的生命线，它朝东南流经武宁。为了保卫这条供应线，此地由重兵戍守。
从9世纪初开始，那里的戍军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兵变。政府经常设法恢复秩序并先后指派几个武宁的节度使，但是他们对地方戍军的权威是不可靠的。在9世纪整个上半期，武宁仍是一个有问题的地区。
武宁在849年、859年和862年阴历七月发生一次次新的戍军暴动。政府决定，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使该地完全非军事化，并置于观察使管理之下。862年由于动员了2000名士兵前往岭南戍边，当地戍军已经减少，留下的军队起来闹事，似乎可能是他们之中有那么多人被遣往南方的决定引起的。为了镇压兵变，政府派去了它的最强有力的统帅王式（他在扑灭裘甫起义后二年仍驻在浙江）。当带着镇压裘甫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进入武宁治地彭城以后，他立即采取严酷的手段，将大批戍军处死，并将其余的人解散。863年阴历四月，一道诏旨命令将彭城变成“文都”，并将它置于北边的兖州管辖之下。
但是事情远未解决，它只是产生了新的更加麻烦的问题，从城市逃亡或被遣散的城市士兵成为盗匪，使周围的地区感到恐怖。下一年，即864年，朝廷在该地区宣布大赦，并允许所有愿意重新入伍的前军人前往岭南服兵役，然后可能转到北方的正规军中。但计划是去重建武宁军，还是把军队驻屯他处，则不得而知。事实是有3000人投降，并被送往南方，和两年前遣送去的2000名武宁军士兵会合。
认为麻烦将会因此而结束的任何愿望证明是过于乐观的。868年，即在和南诏的敌对行动结束之后两年，关于862年来自武宁军的部队应在三年服役期满后北返的诺言又没有兑现。据说这是因为官府没有足够的钱将士兵们遣返回乡。868年阴历七月，屯驻桂管（岭南西北）的800名武宁军士兵在他们的粮料判官庞勋领导下哗变，开始回军北返。①朝廷决定对此次暴动予以赦免，允许士兵们在护送下返回家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士兵们已经照办，但他们怀疑朝廷的赦免可能只是一种使他们丧失警惕的诡计，还怀疑朝廷将在他们返回武宁途中加以袭击，或在转回途中将他们处死，因此他们采取措施重新武装起来。他们乘船航行到长江口，进入淮南，当时该地归节度使令狐绹管辖。令狐绹的属官们力劝他粉碎庞勋一伙，他们认为这是相当容易的。但是令狐绹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只要庞勋不在“长淮以南”引起麻烦，对于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毫不在乎。他宣称：“余非吾事也。”他派遣使者前去庞勋处试图安抚造反者，甚至供给他们食物。令狐绹让庞勋团伙和平通过他的辖地的决定受到了后来若干中国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此事就一位前宰相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玩忽职守。①但是，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普遍存在着不安和紧张局势，同时鉴于令狐绹自己和朝廷的紧张关系，他的决定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庞勋在868年阴历九月进入武宁，从以前的戍军袍泽中寻求支持，未遇到什么抗拒。他们的队伍立刻超过1000人，但直到此时这仍是一次纯粹的军队暴动。庞勋要求撤换一批他们憎恨的军官，并以822年王智兴在武宁叛乱的先例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王氏的叛乱开始了该地的周期性动乱。观察使拒绝撤换军官，一切军事对抗随之而来。阴历十月，庞勋拿下了宿州城，他的人马在那里大肆劫掠。数千名当地农民参加了叛军。当庞勋抵达武宁治地徐州时，住在城外的农民烧掉了城门。叛军俘获了观察使，杀死了他们憎恨的军官。庞勋进入徐州之后开始获得大批追随者，支持他的人来自广大地区。参加他的队伍的人有今天的山东以及淮西、淮南和往南远到浙江的盗匪，还有当地的农民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绅士。一名地方名流从邻近地区带着自己的3000人前来投奔，庞勋名之为“义军”。①战斗延及十余州，北至山东，南到淮南。尽管这时已有普遍起义的真正可能性，但庞勋仍用比较克制的和传统的方式来考虑问题，他仅仅希望由于他的胜利而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即使是为了实现这样有限的目的，他仍必须迫使更多的人参加他的军队，并征用地方绅士和商人的财产，而在此过程中经常发生重大暴行。此外，他的士兵毫无纪律可言，一旦唐朝军队对他发动强有力的攻势，农民们很快便抛弃了起义者，随后离开的是庞勋自己的属官和支持他的绅士。
在经过一年的战斗以后，庞勋叛乱在869年阴历九月最后被镇压下去。镇压起义者的战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依赖外族军队支持的程度。唐军统帅康承训要求并得到皇帝允许，从吐谷浑、达靼、契丹和沙陀突厥三部落招募外族军队。外族的领袖们还被授予重要的指挥权：提供3000骑的沙陀首领朱邪赤心还指挥中国10镇所提供的讨伐军。在这场战争中沙陀突厥扮演了一个特殊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救出陷入叛军包围之中的唐朝统帅。在叛乱平定之后，朱邪赤心得到赐姓名为李国昌的荣誉。②他的儿子李克用后来在黄巢造反时拯救了唐朝，并进而建立了后唐王朝。
与南方的裘甫起义相比，庞勋叛乱更像是黄巢起义的真正先驱者。由于它是一次始于中国遥远南方的戍军发难的暴动，所以不那么有名。然而，最后导致唐朝崩溃的许多潜在问题和力量在庞勋叛乱中变得很明显，并以更严重的方式很快在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叛乱中重新表现出来。
① 关于这些财政问题，见堀敏一：《黄巢之叛乱——唐末变革期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1957年），第28—29页。《资治通鉴》，卷242第7799页。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1970年），第46—47页。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的盐务使》，《大亚细亚》（新版），4。1（1954年），第70页以下各页。
① 中村裕一对此有卓越的评述，见《唐代内藏库之变化》，《待兼山论丛》，4（1972年），第137—168页。又见曾我部静雄：《唐代贡献制度》，36。1—2（1972年），第1—32页。
② 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40—41页；丸龟金作：《唐代酒的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第66—112页。
① 《新唐书》，卷52第1362—1363页。
② 《册府元龟》，卷510第10页。（译者按，“使人”被译作Population，误。原意指政府派往各地推行此计划的使者。）
③ 《全唐文》，卷78第4页。
① 《全唐文》，卷78第17—18页
② 《全唐文》，卷967第8页。
① 关于这次叛乱见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以江贼及“康全泰、裘甫”的叛乱为中心》，载《史学杂志》，66。2（1957年），第23—2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8074页；《旧唐书》，卷18下第644页。
①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67第5119—5121页；《旧唐书》卷164第4282页中有简略叙述，附于他父亲王播的传记之后。
① 关于南诏人的种族识别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争论。尽管有人主张他们是傣人的祖先，但新近学者已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比对藏—缅民族稍为密切罢了。见F。W。莫特：《有关傣人史前诸问题》，载《社会科学评论》（曼谷），2。2（1964年），第100—109页；许云樵：《南诏是一个傣王国吗？》，《东南亚研究》，4（1968年），第13—23页。迈克尔·布莱克默在《与南诏有关的人种学问题》一文中，有说服力地反对将南诏民族与任何现代人各集团等同起来的尝试。此文载雷德里克·德雷克编：《关于华南、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历史、考古和语言研究论集》（香港，1967年），第58—6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0第8101—8109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6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内辩论，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04—8205、8227—8228页。关于唐与南诏关系的一般论述，见芮逸夫：《南诏史》，收于凌纯声等编《边疆文化论集》，卷3（台北，1963年），第358—386页。
③ 肖孚：《朱雀：唐代在南方的形象》（伯克利，1967年），第27页。
① 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见《资治通鉴》，卷249第8072页；《册府元龟》，卷498第26页；《旧唐书》，卷19上第654页。
② 关于这些叛乱的最好论述是：谷川道雄的《关于庞勋之乱》，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1（史学4），第27—42页；堀敏一：《黄巢之叛乱》，第50—53页；戴何都：《庞勋叛乱》，载《通报》， 56（1970年），第229—240页。庞勋在正史中无传，但他的叛乱在康承训传中有充分叙述，见《新唐书》，卷148第4773—4779页。
① 最坦率的批评见孙甫：《唐史论断》（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第3卷第6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3第8123—8144页。
② 关于使用外族军队镇压叛乱的情况，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第194页；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第三次异族乱华》，载《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1（1930年），第851—852页。
懿宗（859—873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朝政859年，宣宗在这些阴暗的事件当中死去。这被普遍认为是唐王朝的巨大不幸，因为宣宗尽管偶尔表现出严酷和偏狭，但是他聪明，处事公正，乐于接受臣僚的劝告，能够自我克制，而且生活节俭，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朝廷中许多人认为——特别是在回顾他当政时——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几乎是太宗第二；还认为他是可能从困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拯救唐王朝的一个人。
他在49岁早死，是由于服用他周围道士们以矿物炼成的丹石中毒所致。他是40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个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没有料到的；特别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定一个继承人，继承问题悬而未决。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宣宗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间复杂的甚至敌对的关系。他是一个私生子，为皇亲们所轻视，他的父亲宪宗曾不让他住在禁中，而强迫他住在“十六宅”，这是宫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宠较疏的皇子们的混合居所。①他继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有一个异母兄长和三个侄子当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长岁月里，他和第一个妻子结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郓王李温和一个女儿。当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将女儿嫁给有影响的郑氏的一个成员，并特别告诫她不许干预政务，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的覆辙。
他的诸妻中没有一个被正式指定为皇后，他显然拒绝指定嗣君，尽管大臣们为此进言，催他急办。他的理由是，他担心指定嗣君后自己将“为闲人”——意为被排挤出权力之外。在12个儿子中，长子李温最不受宠，也被迫住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轻时的处境那样。
当接近生命终了时，他因服用由身边的道教术士制造的丹石而长期患病。859年阴历八月，他感到病情严重，便留在宫中不与大臣们接触，由御医和那些主要造成他这种状况的道士照顾，只有宫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世纪上半期，宦官们已能左右皇位继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四人为宦官所拥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们谋害。随着宣宗之死，敌对的宦官集团再次试图策划把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推上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