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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上半期，宦官们已能左右皇位继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四人为宦官所拥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们谋害。随着宣宗之死，敌对的宦官集团再次试图策划把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推上宝座。
在临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个宦官三人小集团声称，皇帝曾交给他们一份密诏，指定最宠爱的第三子夔王应继承皇位。这几个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员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将军王宗实反对夔王，因为他们一伙与王宗实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不和。宣宗死讯宣布以前他们带着敕旨从宫中露面，指派王宗实为淮南监军使；淮南虽是一个重镇，但却远离京师。
王宗实是在宫外接到敕旨的，同时还被禁止进入停放宣宗灵榇的内廷。但是这种临终的旨意自然会令人怀疑。宣宗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大臣们对十多年前武宗临死时在同样环境里的荒谬的和无法预言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王宗实认为见不到皇帝他无法了解这一任命是否属实。他秘密地进入宫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三名试图拥立夔王的宦官被处死。大行皇帝的长子李温很快被召来，虽则他的父亲已死，仍被正式立为嗣君，准备立即登基。当时他26岁，缺乏政事经验，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绹——他并未参与嗣君的选立——被指定为摄冢宰。①这次皇位继承简直可以说是不吉利的。懿宗借以登上皇位的“遗诏”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儿子。②他个人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况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人能认真断言懿宗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他为人反复无常而又任性残忍，并且变得穷奢极侈，昏庸无道。但如上所述，他继承了大量难以处理的问题。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继承下来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外廷和内廷之间剧烈的对立；外廷是正规的职官，内廷是皇帝个人的侍从，以及宫中人员和宦官。官僚们的仇视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从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被安排担任一系列官职。③他们不但照料皇帝的宫殿、苑囿和财产，而且管理驿传、馆舍和都城的佛教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皇帝的秘书（枢密使）已在宫中负有审议的责任，而且掌管着皇帝私人的内库。他们充当各地的监军使和沟通皇帝与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的角色。但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在于控制神策军，它不但是皇帝的亲军，而且是由中央政府直辖的主要军队。④如同我们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分为集团的，但政府中真正紧张的局面在于外廷官员们对他们的敌视和猜疑。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被一个宦官集团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顺利地得到他的朝臣们的效忠，在统治的第一年懿宗面临朝中大臣们相当顽强的抵制。为了试图解决这种局面，确保最上层大臣们的公开支持，861年阴历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职宦官来到宰相们议政的中书省，交给他们的发言人杜悰一件诏令，要求这些在宣宗病危时（将近18个月以前）任宰相的人们编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内容是在他父亲生病时曾请求郓王（懿宗即位前的封号）监国。这样将公开表明，嗣位不但是由于宦官，而且还得到最上层官员们的赞同。任何拒不签署的人将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年迈的杜悰告诉宦官代表说，在新朝伊始、万方欢欣的时刻，这样一道诏令是不合适的。他还说，宦官枢密使与宰相宜于“共参国政”。诏令立即作废，当懿宗上朝遇见大臣时，他“色甚悦”。①这件事使人感到对新政权的反抗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必须取得官员们支持的正式表态。回溯性的奏疏将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们认可的印记，如果以前的宰相们拒绝签署，就会激起一场较大的政治危机。杜悰的答复以一种比较微妙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通过把懿宗嗣位说成是“万方欣戴”，他清楚地表达了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通过阐明宰相和枢密使应共同治国，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明显的政治作用。
杜悰从来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尽管他在武宗统治（841—847年）后期曾短期担任过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种独特的地位充当官僚们的发言人的。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年长的政治家，曾为懿宗以前的六个皇帝效劳，享有正直的声誉。他还是宪宗时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孙，并和宪宗宠爱的孙女结了婚。
杜悰从他长期的经验中清楚地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谨慎和及时地支持新政权的姿态避免了一场危机，还可能防止了类似835年甘露事件那样的一场大屠杀。但是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这对于其他官员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半个世纪以前，宪宗自夸他自己能除去最有权势的宦官吐突承璀（他曾协助宪宗登上皇位），“轻如一毛耳”。①在此后的几代君主治下，尽管宦官势力稳定地增长，大臣们仍然坚持在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上有最高的权力。重要的是，如李德裕在845年所提出的那样，政府的一切政策应“政出一门”，即出自宰相府。②但是，时至9世纪60年代初期宦官们已能公然侵犯被加意防卫的宰臣的职责，此后的高级宦官能够傲慢地称呼自己为“定策国老”了。不久，四名首要的宦官顾问和执行官——即二枢密使和二宣徽使——被称为四相，鉴于宰辅的数目长期限于四人，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告他们新的权势与外廷相等。③宦官与官僚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懿宗统治时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则双方偶尔能一致行动来阻止不是出于他们某一集团之中的一个皇帝宠臣的上升。但是他们之间仇视和猜疑的加强有时导致悲剧性的和异乎寻常的结果，如建州（福建）的叶京的事例。9世纪60年代初期某时叶京在一次由节度使举行的宴会上遇到宣武军的宦官监军使。叶京后来中进士第，他和同年外出时在长安街道上遇到了这名宦官。他们二人仅在马背上相互致意，但是普通的问候已足以败坏叶的声誉，并毁了他的前程。④在9世纪60年代发生于叶京身上的事情在半个世纪以前是不会出现的，当时出名的学者官僚如韩愈和元稹与他们时代重要的宦官之间保持热烈的关系，却没有对他们的前程造成任何损害。
在懿宗统治时担任高位的外廷官员乍一看似乎是一个高级贵族集团。他在位期间20名宰相中的15人据说是“名族”的成员，一人出身“公卿”之家，三人属于地区“士族”，只有一人是寒族出身，不过他看起来也像是出身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①20人中的18人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到这时有关的新进之士和原来的精英成员二者同样倾向于应科举考试来使他们得到威望。
但是，对懿宗时期的宰相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表明，最初的印象，即有一个数目很小而排他的氏族集团控制着政府最高层，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懿宗的朝廷中似乎有一条基本的政策，即宣宗朝的有影响的家庭或有势力的官僚集团都不应继续掌权。懿宗的宰相们不管如何自夸门第，几乎都只有有限的政治联系。许多人来自中央政府新提拔的家族——他的20名宰相中，六个人的氏族里面只有他们当了宰相；②另外六人声称是隋朝和唐初的大官后裔，但都出身于久已丧失任何重要政治势力的家族；③其他人则几乎无例外地虽然出身于高门，但却是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支系。④氏族的组织和凝聚力在唐代是相对地削弱了，一个名门中的微贱族人很难期望从他们疏远的亲属那里得到支持。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起用著名门第的成员，而不使用任何能够有力地反对皇帝或皇族官僚的权力的人。那些在唐王朝以前各代的最高层官僚中占有很高比例的豪门大族，其成员在懿宗的朝廷中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高级官僚之外。
山东旧族如博陵和清河崔氏、荥阳的郑氏、范阳的卢氏和赵郡的李氏，在懿宗朝没有一人当上宰相；闻喜（山西）裴氏也无一人拜相，这个氏族比起其他氏族来与唐朝的关系也许更为密切。这种情况究竟是体现了皇帝深思熟虑的排斥政策，还是傲慢的贵族拒绝为可疑的政权服务，还难以断言。这两种因素无疑都起了一些作用。总之，其结果是和宣宗朝缺少政治上的连续性，这便对施政产生了有害的结果。
懿宗将不顺从的官员调出京师的决定是清楚明白的。如此鬼鬼祟祟地嗣位的新皇帝在即位之初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立即罢黜了宣宗朝宰相萧邺的职务，萧是一个平庸的人，出自南朝梁（502—557年）皇族的一个政治上默默无闻的支系。代替萧邺的是杜审权，他是穆宗朝（821—825年）一位宰相的侄子，他已在政府中任职数十年，并在宣宗朝占据高位。他的任命有助于官僚们承认懿宗的统治。另外，懿宗暂时仍让令狐绹任宰相，他任此职已近10年。
一旦令狐绹协助完成了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调动就势在必行了。令狐在懿宗嗣位过程中没有起作用，而且他和宣宗政权的利害实在太一致了。几个月之内他就被派到外地任节度使。令狐的罢免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得人心的，他在宣宗朝任宰相的10年中与他的贪污腐化的儿子令狐绹一样，激起了人们相当深的仇恨。但是他被罢免的原因几乎肯定地与宣宗统治晚期的一个由皇帝授意的清除宦官的计划有牵连。这个密谋的发现加深了大臣们与宦官之间的猜疑，控制懿宗的宦官们有一切理由不让令狐绹继续留任，因为他曾一度在此职位上实行他的计划。
令狐绹罢职以后，他的旧政敌白敏中被重新任命为宰相，白敏中是宣宗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宰相（从847到851年），他的重新任命显然是为了博得他对新政权的支持和利用他的影响。这时白已经老朽不堪，不会构成任何真正的危险，但当他不愿表示与新政权合作时，他也于861年阴历二月被免职。他为顺从的杜悰所取代，后者立即作出皇帝及其宦官支持者们所追求的极其重要的让步。
白敏中罢相后数年中，朝廷先后由一些懦弱的人物领导，他们唯一共同的特征是缺乏获取真正政治权力的机会，并且默认内廷对政府的统治。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收，他的经历是这个时期政治的集中体现。①杨收自称是隋朝大臣杨素之后。他是一个神童，早年失怙，受一度显赫的长孙家族的母亲教育。年轻时代，他以严守礼法和精通礼学而驰名于时。他得到懿宗初期三位宰相——杜悰、令狐绹、夏侯孜——的庇护，但他之能当上宰相事实上并不是由于皇帝或他的大臣们的委任，而是由于宦官神策将军杨玄价的影响；杨玄价这时在宫廷中取代王宗实掌有实权。杨收尽管早年享有正直的声誉，却变成懿宗时代最腐化的宰相之一。不管他的上升是多么迅速，他一旦试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独立立场，前途就突然毁掉了。开始他被遣往地方做观察使，紧接着被贬谪到安南极南端的州任小吏，最后赐死。
如果说杨收的经历典型地表现了这个时期恩庇的复杂形式和政治的不安全感，那么，路岩的经历甚至更明显地使人想起懿宗统治中期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权力被无限制滥用的情况。②路岩出身于一个官场得意的官僚家庭。利用他父亲的各种政治联系，路岩很快升到高位，并在864年35岁时成为宰相，这样的青年得志是令人惊异的。他任相职一直到871年。他利用皇帝忽视政事的机会，一贯滥用职权，从而为自己及一批支持者增加了非常巨大的财富。一个地方官吏曾大胆而强烈地要求皇帝没收路岩集团中的边咸的财产，他说这个人非法获得的财产足够支付政府军队两年的费用，皇帝仅仅责备这位地方官厚颜无耻，就此了事。此后边咸立即成为京师军队中的一名将军，只是在谣传他策划一场政变时，他和路岩才最后从朝廷中被流放出去。
路岩明显地超出杨收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个人支持者的集团。这些人物的迅速上升对于朝廷政治显然起了扰乱的作用，尽管在这些新进之士与旧世族成员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衡。虽则旧世族中只有较不出名的人才被选来当官，但他们在朝廷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社会集团，即使他们没有实权。
路岩政治上的失意部分地是韦保衡造成的，韦在路岩作宰相的最后年代里已成为他的主要政治对手。①韦的擢升是由于懿宗更多地插手朝政，虽然他的过问几乎是不负责任的。从9世纪60年代后期起，皇帝开始纵容一批宠幸，其中有些人被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