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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②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腐败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③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①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①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②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5000440＿0780＿2③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①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一名军官。②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至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③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15000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领。①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临安。①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川的帝国军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至881年、883至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年到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①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年至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②他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至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没有振兴起来。
叛乱的瓦解
对于黄巢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来说，第一次考验是在占领京师后几个月来到的。对京师的主要威胁来自邻近的凤翔的效忠王朝的军队，他们是由以前的宰相郑畋统率的；郑畋要求皇帝留在关中未成，即被授权负责协调西北的勤王军队。黄巢派遣一名使节前往凤翔，答应赦免这个地区，如果向他投降的话。郑畋决定战斗，但他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