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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谕新硭埂ぐ饕芯吭缙诿晒殴睦罚首幢揪淼牡�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9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6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以讨论。尽管第4—7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书目介绍”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收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姡А⒌桃徽训认壬喟镏颐嵌┱舜罅康氖槟恳朊诖吮硎局孕牡母行弧�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汇集成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即将阐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随着现代世界的各个方面变得越来越息息相关，历史地了解它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即使在史料增多和知识更加充实时，实际和理论仍是互相影响的。单单概括所已经知道的内容就已成了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何况知识的实际基础对历史思考来说是越来越必不可少的。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即各章均由专家在每卷编者的主持下写成。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于1902年至1912年期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已被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也正接近尾声。近期在编写中的其他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单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其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史籍和主要的王朝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这就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6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新研究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