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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①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口的调查登记。②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③994年政府下令建立“均税法”，④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⑤995年，一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税。⑥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⑦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927—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重要手段。②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③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①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币。②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令（1084年）和金属与钱币出口禁令（1088年）。③在1090年，作为使节被派往辽朝的苏辙记载道，那里所有流通的钱币都是宋朝的铜钱。④到12世纪初期，政府开支开始远远超过其岁入和钱币生产，王朝伴随着严重的钱币短缺而结束。
中京的建立与奚的最后归并
经过了阿保机统治时期一系列反叛和契丹人的讨伐后，从太宗时代起，奚人最终接受了在契丹国家内同渤海相类似的半独立地位。⑤他们保留了拥有自己官员的国王，他们作为诸侯向契丹政府纳贡，而不是作为臣民向其纳税。在10世纪最后十年与宋的边界战争中，契丹的领土遭受侵犯，这给了奚人一次他们早已期盼的与契丹人绝交的机会，但他们依然几乎完全保持着忠诚。在994年和997年之间圣宗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奚人以前的“纳贡”体制终止了，奚王变成领取俸禄的辽朝官员。为了控制以前奚人的领地，建立了汉式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汉人移民到那里开垦肥沃的土地。1006年奚王以前的居所被指定为契丹的中京。①1007年建立起城墙，汉人从辽东被迁移到这个新城市定居；一座辽朝的祖庙被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了接待宋、高丽和西夏使节的馆驿。1009年为圣宗的临幸做了进一步的准备，而1018年到1020年之间又建立起更多的宫殿庙宇。②新都城大概作为祭祀的中心和接待外交使团的场所使用了一段时间：宋朝使节宋溥和路振于1008年访问过中京并留下对它的描述，1013年来到这里的王曾也是如此。都城有内墙和外墙，但路振去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人大规模定居。与其他四个规模相当大的都城（上京、东京、南京和后来于1044年在大同建立的西京）不同，中京保持了相对小的规模，只管辖有限的地区，带有很少的下级地方行政区和主要为汉人和奚人组成的编户。但它的建立最终把奚人并入契丹国家，而且自11世纪起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在我们的史料中出现的越来越少了。
① ＇645＇《辽史》，卷8，第64页。
② ＇645＇《辽史》，卷12，第133页。
③ 见＇541＇《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页。
①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页。
②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页。
③ ＇645＇《辽史》，卷89，第1351页。
④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六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⑤ ＇645＇《辽史》，卷18，第217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页。
① ＇645＇《辽史》，卷77，第1259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1页。
③ ＇645＇《辽史》，卷14，第158页。
④ ＇645＇《辽史》，卷15，第169页。
⑤ 他的传记，见＇645＇《辽史》，卷103，第1445—1450页。
⑥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卷104，第1456—1457页。
⑧ ＇645＇《辽史》，卷42，第518页。
①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编，第11—14卷，卷123，第1899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页。
② ＇645＇《辽史》，卷10，第110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5页；卷61，第939页。
④ ＇645＇《辽史》，卷17，第201页。
⑤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辽史》，卷112，第1502页。关于1044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史》，卷19，第230页。
① ＇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页。
① ＇645＇《辽史》，卷13，第139页。
② ＇645＇《辽史》，卷13，第149页。
③ ＇645＇《辽史》，卷82，第1290页。
④ ＇645＇《辽史》，卷13，第145页。
⑤ ＇645＇《辽史》，卷59，第925页。
⑥ ＇645＇《辽史》，卷13，第148页。
⑦ ＇645＇《辽史》，卷13，第149—150页。
① ＇645＇《辽史》，卷14，第157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页；＇645＇《辽史》，卷37，第441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是这些铸币的可靠性有些是可疑的。见＇8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1页。
④ ＇645＇《辽史》，卷60，第931页；＇541＇《中国社会史：辽》，第181—187页；＇864＇《中国货币史》，第370—372页。
① ＇645＇《辽史》，卷60，第931页。
② ＇645＇《辽史》，卷21，第254页。
③ ＇645＇《辽史》，卷60，第931页；卷22，第270页。
④ 见＇576＇苏辙：《栾城集》，卷42，第938页。
⑤ 关于奚人在契丹国家中的地位，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8—10页；＇768＇李涵、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
① 关于中京，见＇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第443—456页。
② ＇645＇《辽史》，卷14，第163页；卷16，第184、185、188页。祖庙于1019年为景宗、1020年为太祖而建。
对外关系
尽管圣宗统治下契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制度有这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的变革却发生在对外关系上。在他即位时，辽朝仍然与宋处于战争准备状态，与高丽王国几乎隔绝，而且仍然面对与他们的属民——东面和东北的女真与西南和西面的各种党项人和蒙古诸部落之间经常性的难题。到他的漫长的统治时代晚期，与宋和高丽宫廷之间的稳固的国家间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与宋的重新敌对，986年
宋太宗979年侵辽的屈辱性失败使他渴望复仇并在宋朝宫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980年，李昉和扈蒙劝说皇帝，宋帝国缺少军事能力重新对辽发动进攻，但979年的屈辱使大臣们痛心疾首，他们经常以活灵活现的侮辱性言词提到契丹，诸如应当受到充分惩罚的祸害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等等。到985年宋已准备发动另一场大规模入侵，而且这次他们试图与高丽国王组成联盟，以对辽发动联合进攻，“保卫他们共同的文明准则”。①986年，太宗再不能继续忍耐了，他动员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以把契丹人从“失地”赶出去。三支军队在河东的雁门和飞狐与河北的雄州同时穿越国界。宋军最初粉碎了边界防卫力量并占领了一些边界领土。一些辽朝边界指挥官叛降宋朝。但形势很快逆转，辽军统帅诱使入侵者深入其领土，远离他们的供给线，然后加以包围并从各个方面进攻他们。辽军在三个战场都赢得了巨大胜利，宋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并扔下了大批俘虏。②这次入侵不仅对宋来说是又一场军事灾难，也给辽朝边界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破坏，在那里许多人逃离家园；南京和西京南部地区是入侵的主要目标，那里遭到破坏而且许多年不能恢复。然而，数以千计的宋朝降军被编入辽军，一些宋朝官员和科举进士被吸收进辽朝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
宋太宗和他宫廷里的一些人仍然决心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988年和989年，太宗下令他的大臣们廷议对付契丹的可行措施。在协调现实与皇帝最后一次主张中国宗主权的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的旨意方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京”，①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②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③975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败了。在985—986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世纪80年代，契丹与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