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诨股枇⒘艘凰В猩�300人，由政府提供俸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①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者抓获之后，于1125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②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20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12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的情形与11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岁的嵬名仁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①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年，一群心怀不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②紧接着仁宗在1144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校是在1145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策举制度。③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世纪40和50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时间；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①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①《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这位国相在1160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1161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宫机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②1161—1162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从1165年到1170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了将要在13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信转交给了金朝。①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面的党项边境基地祈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一夏交通的传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②皇太后任氏（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儿的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②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订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领土完整的动力却要强大得多，这一动力来源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即西夏、宋、辽（后来由金取代）三方关系模式的存在，西夏、宋、辽在欧亚大陆权力体系中互成鼎足之势，宋和金都不允许在中国北方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此之前，金朝试图通过齐或楚傀儡政权统治中国北方的失败，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如果说任得敬代表了西夏社会中对于改变官方政策方向不满的保守势力的话，仁宗的所作所为就是坚决捍卫嵬名氏统治的合法性，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体现。他的统治大体上相当于一种以半神性的佛教统治者为首的文官政体，他的权力建立在与军事体制（即与部落贵族）妥协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妥协，世袭特权才得到国家的确认，而对王权的忠诚则被大大削弱了。①这些问题大多在党项律令中都有所反映，《天盛旧改新定禁令》是在天盛（1149—1170年）末年，即大约在任得敬被处死的时候发布的，这恐怕并非仅仅是一种巧合。②接替任得敬担任国相的是斡道冲。斡道冲其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