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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元廷曾有意通过归并而将宗教与教育建置罗致到其官僚机构系统中去，那么最多可似说这个成功是拼合而成的。宣政院很多高级官员是僧侣或佛教信徒，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宣政院对佛教徒（其实也包括道士、回回和其他信仰者）宽容地实行免税。这种免税在宣政院与地方官员之间引起很大摩擦。元末30年间书院数目骤增的现象也可以用同样的现由来解释。把土地捐献给书院的人可以免除强征的差役，而元末的徭役负担不但相当繁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另外，还有一些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从它们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功能，例如太史院、司天监、回回司天监、太医院等。有些机构负责管理皇太子、皇后属下的匠户，其中一部分工匠及其家属划分为民匠，另一部分为怯怜口（蒙语口语gerink’e’ü，书面语gerün k■begüd），意为“家中儿郎”，即僮仆或奴隶工匠。元朝王室、贵族都有分封得到的世袭占有的匠户，这是蒙古早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由于经常在各居住地之间迁徙，需要带着整批有技能的工匠和奴隶来修建住所。
除了分配工匠，蒙古统治者还将土地尤其是中国北方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口）分封给蒙古诸王、贵族和勋臣。对这种分封所用的术语不一，主要的是“投下”，意为封地，或分地（分配的领地）。①经皇帝批准得到封地的领主，可以任命自己领地的达鲁花赤和扎鲁忽赤（断事官），通过政府通常的渠道来任命的官员是少数。有元一代，朝廷与诸王之间为了取得对领地经济、政治上的控制权而斗争不断，并经常导致政府最高层的动荡。
《元史》有一卷专门讲岁赐，在北方，赏赐的是银与丝，在南方，则是纸钞。领取岁赐的大多是皇室或蒙古贵族成员，而岁赐的来源是分地里的汉族人口。分地的这些汉户一般在交税给领主的同时，还要向大都的元廷交税。我们应指出，《元史》中的岁赐卷在各史均无前例。以往的断代史没有这样一卷，因为这种制度是纯粹内亚式的，起源于蒙古人早期将征服的人口和部落作为分子（战利品）分给统治家族的成员这样一种习俗。与此类似，很多元廷的制度与做法是以汉化的官方术语来称呼，但这不过是外表，同它们的内亚实质相距甚远。
① 见＇49＇陈学霖：《忽必烈时期兼通佛道的政治家刘秉忠》。刘秉忠的传见＇653＇《元史》，卷157，第3687—3695页。亦见＇52＇陈学霖：《王鹗》。
② 下述元代中央机构的情况，参看＇110＇戴维。M。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653＇《元史》，卷85—92《百官志八》。
① ＇653＇《元史》，卷85，第2121页。见＇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28—31、40—44、55—57页。
① ＇628＇《元典章》，卷29—30。畏兀儿人的丧俗，见《元典章》，卷30，8a—8b。在＇78＇柯立夫的《畏兀儿人的丧葬习俗》一文中，有此段史料的译文。被没收的财产，限定为一半。
② 关于学校的规定，见＇628＇《元典章》，卷31—32；关于宗教的规定，见《元典章》，卷33。
③ ＇653＇《元史》，卷98，第2508页。《元史》卷98在＇195＇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中译成了英文。
① ＇653＇《元史》，卷86，第2155页； ＇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40页。
② 关于元以前的大理寺，见＇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468页。关于元代的刑部，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78—79页。
③ 分民族判案的例证，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82—84页。大宗正府在仁宗在位时（1311—1320年）改名为宗正府。
① 关于3—7世纪的行台，见＇16＇青山公亮：《历代行台考》。
② ＇488＇陶晋生：《女真统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489＇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35—36、43—44页。
③ 以下叙述，参看＇653＇《元史》，卷91；＇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105＇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
④ ＇653＇《元史》，卷5，第90页。
⑤ ＇653＇《元史》，卷9，第183页；卷157，第3697页。
① ＇653＇《元史》，卷8，第158页。
① 见＇653＇《元史》，卷11，第231、236页。
② 关于元代的高丽，见＇181＇威廉·E。亨索恩：《高丽：蒙古的入侵》。关于征东行省，见＇208＇池内宏：《满鲜史研究》，第3卷。池内宏指出，征东行省在《元史》中亦称为征日本行省。
① 关于宣慰司和道，见＇653＇《元史》，卷91，第2308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93页注1；＇650＇叶子奇：《草木子》，卷3第64页。关于肃政廉访司，见《元法典》，第169—170、179页，及＇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34页。
② ＇628＇《元典章》，卷35，2b—3a。
③ ＇608＇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4，6b—7a。
① ＇628＇《元典章》，卷35，3a－3b。
② 以下叙述参看＇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5章和＇298＇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第65—66页。
①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22，3la。
① 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88—98页；＇276＇兰德彰：《蒙古统治下金华学派的政治思想》，第184—185页。实例见＇604＇张养浩（1270—1329年）：《牧民忠告》，10b—11b、13a。
② 关于司农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188—2189、2193页；卷93，第2354—2357页；亦见＇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88—191页；＇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43－64页。
① 舒尔曼在《元代经济结构》第48页认为大司农司在1290年撤消后再未重置。我未看到1290年撤消大司农司的直接证据。实际上，《元史》，卷87，第2188页有1290年后大司农司的叙述；《元史》卷17，第372页，提到了1293年的大司农司江南分司；《元史》，卷43，第908页，提到了脱脱在1353年被任命为大司农司的长官。
② ＇640＇《大元官制杂记》，5a—5b。亦见＇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41—42页。
③ ＇634＇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12，1a。
④ ＇605＇《农桑辑要》，7a。
① ＇653＇《元史》，卷90，第2295—2296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267页注2；＇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542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42—43页。
② 关于海外贸易，见＇441＇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第222—236页。关于斡脱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管理的史料，见＇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所引资料。
① ＇628＇《元典章》，卷22，47a。
② 舒尔曼在＇443＇《元代政治组织上的若干问题》，第27页就用了“汉人官僚和蒙古人军事二元制”的说法。
① 见＇653＇《元史》，卷100，第2558—2579页；卷87，第2204页；＇110＇法夸尔：《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第50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177页。
①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81、193、 135—136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2章。
② 关于元代荫的特权，见＇102＇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元代的世袭特权荫》；关于军官的承袭，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25—27页。
③ 以下关于元代御史台的叙述，参看＇653＇《元史》，卷86，第2177—2182页；＇203＇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201＇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第25—28页；＇202＇贺凯：《中国职官辞典》，第61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
① 见＇628＇《元典章》，卷6，14a－18b；＇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40—41页；＇203＇贺凯：《元代在监察史上的贡献》，第221页；＇821＇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研究》，第2卷，74a－77b。
① 关于汉人学者的实例，见＇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4卷，第439页。
② 法夸尔在《元代政府的结构与职能》一文中将服务于皇帝的机构与服务于其他皇族成员的机构截然分开，本处则采用了与他不同的分类方法。
③ 关于宣徽院及其分支机构，见＇653＇《元史》，卷87，第2200—2213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卷，第143—146页；＇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9—40页。
① 见＇46＇陈学霖：《元代宫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2－64页；＇52＇陈学霖：《王鹗》，第54—57页；＇653＇《元史》，卷87，第2189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148—149页。
② 关于这一机构及蒙古学校，元代官方文书使用蒙古文字的情况，见＇653＇《元史》，卷87，第2190—2191页；＇412＇《元法典》，第1卷，第149—151页；＇552＇杨联陞：《〈元典章〉研究》，第126—128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3章。
① 下文所述集贤院、宣政院和元代学校的情况，参看＇653＇《元史》，卷87，第2192—2193页；＇412＇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第2卷，第25—26页；＇279＇劳延煊：《元代初期的南方学者和教育制度初探》；＇480＇孙克宽：《虞集与元代江南的道教》，第223—224页；＇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11—315页；＇272＇鲁比·拉姆：《元代书院的作用》。
① 关于投下的研究成果很多，如＇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41－47、209页；＇105＇《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第4章；＇502＇伊森拜克·图干：《〈元史〉中的岁赐门》。
社 会
把国家机器与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探讨是历史学家们对中国进行研究、写作时所用的一种现代模式，然而13世纪的蒙古人却没有这样的区分。由于源于部落与军事社会，13世纪早期中期的游牧蒙古人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层。在财产拥有两极分化这个现象上，游牧社会远没有定居的农业社会那么极端和那么容易衡量。①例如成吉思汗早期的随从称作那可儿，即伴当，成吉思汗是平等对待的。随着成吉思汗权力的增长，那可儿成为享有特权的亲兵与家内侍从，他们实际是侍卫亲军怯薛的骨干。同时，他们被成吉思汗作为弟弟对待。成吉思汗在世时，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极不分明，二者都是随着战事而变动着。
蒙古社会自然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礼仪和禁忌，一些曾到过哈剌和林的也里可温教士曾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与汉人利用宫廷礼仪来确定特权与社会地位相比较，元大都宫廷里的蒙古人一定显得格外不正规，事实也是如此，蒙古人在这些仪式上是颇不讲究的。因此，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元朝社会的顶层，对蒙古宫廷生活的性质有所了解。
大都的蒙古宫廷的松弛气氛，明显地表现在蒙古统治者对姓名丝毫不避讳。②汉人曾注意到蒙古人餐桌上的举止及其烹调方式，这些蒙古人更喜爱的饭菜并不是汉式的。③例如，蒙古人吃饭时用小镔铁匕首切肉，就有损于他们在汉人儒士眼中的形象。
但这并不是说蒙古人对汉人仪式一概不要，在儒士的极力说服下，蒙古统治者默许了郊祀等儒家仪式，可他们一般不亲自参加这些仪式。这完全可能是因为蒙古皇室觉得八思巴所传的佛教仪式更合他们的口味。皇室成员亲身参加每年正月举行的佛教仪式，并观赏汉人、回回、唐兀人艺人表演的戏曲。①蒙古统治者也一直举行萨满教仪式。显然，在他们看来，源于不止一种宗教一意识形态传统的正统地位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的地方。
在帝国首都大都，蒙古人居住的方式也表明了他们在固守草原习俗。毫无疑问，大都作为一座帝国都城采取了汉式建筑模式，但是直到14世纪，一些蒙古统治者与皇室成员依然愿意住在市区皇家花园里搭起的帐篷中，不肯住进宫殿，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忽必烈曾下令将蒙古草原的草坯运来移植到皇家花园，而帐篷就搭在这些移植过来的草地上。其中有一个花园中的毡帐十分高大宏伟，而宫殿内的墙上还有一些是兽皮布置。帝国另一都城上都，在大都完工以后主要用来作为皇室成员打猎消遣的场所。②所有这些有关餐桌举止、典礼仪式、住房搭帐，以及打猎的细节�